孫冶方
作為一名年輕的職業革命者，他風華正茂，激情四射。他是首批“紅色麥加”的中國朝圣者，卻在殘酷的黨內斗爭中鎩羽而歸。他背著沉重的枷鎖，成為刀尖上的舞者，開啟了“孤島”抗戰文化的時代。一次行程的阻斷，他選擇了那片湛藍的天空，讓“宋亮”的名字在蘇北根據地傳頌。在抗戰熱土中的實踐與積淀，也成為他一代經濟學大家的發軔。有鑒于他對中國經濟學的杰出貢獻，經濟學界形成共識，決定以他的名字命名經濟科學獎，其他人不再享此殊榮。他就是中國經濟學泰斗孫冶方。
文委書記與“孤島”抗戰文化
上海貝勒路是當年公董局以一名法國海軍軍官名字命名的，地處法租界，現為黃陂南路，跨盧灣區與黃浦區，為上海著名街道之一。其樹德里3號為中共一大會址，貝勒路因此更加遐邇聞名。1937年11月的一天，在夜色的掩護下，重建不久的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沙文漢悄然來到貝勒路，叩開了一家住戶的房門。雖然抗戰已經爆發，但中共在上海的活動仍處在地下狀態。主人立刻將沙文漢迎入室內。繼之的一場談話，則開啟了“孤島”的一段歷史。
這住戶的主人就是從莫斯科回國的薛萼果。讀者對這個名字或許會有些陌生，但他為適應秘密工作需要而新改的名字孫冶方，顯然讓我們的眼睛為之一亮。沙文漢對孫冶方說：“江蘇省委剛剛重建，劉曉同志任書記，我負責宣傳事宜。省委下轄工委、文委、學委、職委、婦委、教委等組織。省委決定由你擔任文委書記，負責領導包括上海在內的整個江蘇的抗戰文化工作。這項工作任務很繁重，要辛苦你了。”
孫冶方覺得很突然。時在上海文化戰線上的老同志很多，如夏衍、阿英、錢俊瑞、田漢、曹荻秋等，其資歷和影響力都超過自己，組織上為何會選中他？他覺得自己不適合擔此重任，并說出了自己的顧慮。沒想到沙文漢非常堅定地說：“組織上已反復考慮過，就是你了。其他人員一是目標太大容易暴露，二是組織上正準備疏散一些文化人到大后方去，不少人都在名單之列。我們這些人是要堅持下來的，是黨對我們的信任和重托。”
“信任和重托”，沙文漢此言分量甚重。孫冶方覺得有一種深深撞擊的力量，并不免為此感動。孫冶方的這份感動是有緣由的。
早在1924年，孫冶方就在家鄉無錫由早期共產黨人董亦湘介紹，從青年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并成為支部書記。時年16歲。這正是金色少年，懵懂之時，卻是孫冶方革命生涯的開端。次年10月，孫冶方被幸運地選送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行者多數成為以后中國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的人物：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王明、秦邦憲、蔣經國、屈武等。孫冶方是帶著一片虔誠和崇高的信仰，猶如朝圣者般前往那“紅色麥加”的。然而，那并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歷史。共產國際的黨內斗爭迅速在學校蔓延。在“肅托”運動的影響下，中大內部斗爭激烈，孫冶方也因此成為所謂“江浙同鄉會”和“二十八個半”成員之一。之后，隨著王明的逐步得勢，堅定反對王明的孫冶方自然厄運降臨。他被定為“托派”、“階級異己分子”。王明要將他開除出黨，甚至要求處決他。在如此危險的境地前，孫冶方堅不屈服，向聯共中央作出申訴。結果聯共中央給了他一個嚴重警告處分。孫冶方不僅保住了生命，還保住了黨籍。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黨內斗爭，年輕的孫冶方變得更加成熟、更加智慧，同時也鍛煉了膽識和意志。
在上海時的孫冶方夫婦
1930年，孫冶方回到上海。在基層的實際斗爭中經受黨組織對他這個“海歸”的考驗。1931年，發生了震驚上海灘的“東方旅社事件”，何孟雄、林毓南、胡也頻、柔石等20多名共產黨人被捕并慘遭殺害。受此事件累及的孫冶方雖然當時僥幸脫險，卻在此后不幸被捕。在著名社會學者陳翰笙和錢俊瑞的出面擔保下，囹圄七日的孫冶方出獄。但卻因此被黨組織視為自動脫黨。一個職業革命者從此處于人生的漂泊狀態。在陳翰笙的邀請下，孫冶方參加了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團，此舉成為他以后從事經濟學研究的發端。其間，孫冶方多次找黨，卻倍受冷落。直到1937年，經沙文漢與陳修良的證明，孫冶方才重新恢復組織關系。一個漫長的六年，孫冶方有過孤獨無助，有過心力交瘁，有過尷尬無奈，卻始終沒有失去信念。他憑著堅定與執著，終于重回黨的懷抱。
梳理出孫冶方這一曲折的經歷，就不難理解面對組織的“信任和重托”，他會有著怎樣的激動和感慨。
孫冶方正式出任省委文委書記。他的副手即是他以后一生中最為契合的摯友、被譽為“中國近代史上唯一一位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顧準。此時的上海雖然淪陷，但他們卻共同開啟了“孤島抗戰文化”的時代。他們利用租界之利，在日軍占領的上海，以抗戰文化開辟出另一條戰線。其聲勢壯闊，影響力遠播，一掃上海灘淪陷后的沉悶，所有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都為之感到精神一振。
當時，在文委直接領導下公開發行的報刊有《譯報》《譯報周刊》《上海周報》《學習》《求知叢刊》等。這些都成為抗戰文化的有效陣地。孫冶方于此陸續發表了《展開全面戰爭》《向上海文藝界呼吁》《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抗戰建國的好榜樣》《租界當局和居民對日方恫嚇應有的認識》等抗戰文章，號召全民堅持抗戰到底，爭取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這一時期的進步出版物則更讓人刮目相看。通過復社、北社和新知書店等一些出版單位，《魯迅全集》《西行漫記》《上海一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極具影響力的作品先后面世。這儼然是一個奇跡。
而上海抗戰的文藝演出則更具特色，更加豐富多彩。孫冶方后來回憶說：“當時職業界、學生界、婦女界等群眾團體都開展了業余演出抗日救亡話劇的活動。業余話劇團先在新光大戲院、璇容劇場演出，后來在新世界商場下面綠寶劇場演出。各業余話劇團輪流在每星期日演出一次，這在上海戲劇界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繼之，在文委的領導下，上海文藝界整合力量，組織了13個救亡演劇隊，奔赴全國各抗日戰場進行宣傳演出，其中包括著名演員袁牧之、金山、王瑩，著名的音樂家冼星海，著名戲劇家洪深、宋之的等人。他們中的大部分后來加入郭沫若任廳長的政治部第三廳，改編為戰地演劇隊，成為全國抗戰文化的主力。著名作家茅盾后來在評價上海“孤島文化”的作用時說：“不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在此‘孤島’上艱苦斗爭了四年多，而在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成績尤其燦爛。”
作為上海抗戰文化的年輕領導者，孫冶方已經顯現出他卓絕的領導力以及睿智與激情。正是在這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孫冶方收獲了他的愛情。在省委婦委書記陳修良的介紹下，他與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的才女洪克平相識相愛，并結為伉儷。這是一段美滿的姻緣。從此他們執手相伴，走過了幾十年的風雨人生。當時，孫冶方的家也是中共的秘密聯絡點，經常出入其間的有潘漢年、沙文漢、曹荻秋、夏衍等。很多抗戰文化活動的策劃即醞釀于此。孫冶方其時還負責一項非常危險的工作，即每天編輯出版延安新華社電訊。為此，他對妻子說：“克平，如果晚上過了12點鐘還不見我回來，你就不用等我了！那一定是我出了事。你趕緊把緊要的文件材料銷毀，想法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住。”
這無疑是一種使命和境界，一種大義凜然。孫冶方工作環境之險，由此可見。然而令人寒心的是，孫冶方義無反顧地為抗戰文化的開展嘔心瀝血、赴湯蹈火之時，背后卻有冷箭射來，令他猝不及防。
其時，王明正把持著長江局的大權，他對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孫冶方結下的芥蒂依然不能釋懷。當薛暮橋從上海撤退到武漢長江局報道時，王明就問他：“中國農村研究會里有一個名叫薛萼果的，是個‘托派’分子，他現在哪里？” 薛暮橋聞之十分吃驚，沒想到王明還將孫冶方視為“托派”，并預感到孫冶方還會因此有劫難。果然不久，王明通過在延安掌握整風審干實權的康生通知江蘇省委，要求孫冶方立刻繞道重慶前往延安，接受組織對他歷史問題的審查。事情來得很突然，孫冶方立刻交接工作，匆匆啟程。時間是1940年9月。他由上海乘船往香港。為避日軍長江封鎖線，輾轉廣東、廣西、貴州等地，跋山涉水，幾經周折，經三個月終抵重慶。
周恩來認為他到蘇北是一個好的選擇
重慶作為戰時首都，云集著各種政治力量。但也正如其“霧都”的名稱一樣，政治風云的變化撲朔迷離，云遮霧障。孫冶方抵達重慶時，正值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不久，彌漫重慶上空的已不再是抗日民族統統一戰線的和諧氣氛，而是一種劍拔弩張的緊張態勢。中國抗戰的政治走向與軍事走向均在變數中。
重慶曾家巖50號是當時八路軍駐城內辦事處所在地，亦稱“周公館”。孫冶方正是在那里見到了周恩來。十幾年前，周恩來曾經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聽取了孫冶方等人關于所謂“江浙同鄉會”案件的申述，并主持為他們平了反。因此，對于孫冶方還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這時，大后方的工作已由長江局劃歸南方局領導。對于孫冶方取道重慶往延安，周恩來告訴他已經不可能了。因為皖南事變后，重慶往延安的交通已為之中斷。這似有出乎孫冶方的意料，不免顯得有些茫然。他原來目的地即是延安，如不能前行，將如何擇定下一步目標？周恩來看出孫冶方的心思，便說：“不能去延安是客觀因素導致的。你可以留在重慶《新華日報》社工作。你以前擔任過文委書記，可以發揮你的強項，做好宣傳文化工作。當然也有另外一種選擇，可以考慮去蘇北鹽城。劉少奇、陳毅他們已在鹽城重建了新四軍軍部，那里急需大量人才從事根據地建設。尤其是像你這樣的專家型人才。”
孫冶方很愿意留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他對周恩來始終懷有深厚的崇敬之情，而且特別欽佩他的工作作風和人格魅力。但孫冶方經過慎重考慮，還是決定前往蘇北，加入新四軍。孫冶方長期在國統區和敵占區工作，他太希望有一片晴朗的天空和一抹明媚的陽光，讓心情為之舒暢和釋放。當然，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當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中，許多現在重慶國民黨政府中任高官甚至特務。他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似有不便。周恩來尊重他的選擇，囑其可盡快離渝。為了應對皖南事變后的復雜局面，周恩來正在有意識地疏散重慶的進步文化人。他也認為孫冶方到敵后抗日根據地是一個好的選擇。
由于當時重慶的復雜環境，在離開辦事處的一段時間內，孫冶方直接住在其二哥薛明劍家中。薛明劍是民國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做過國大代表、國民黨參政會參議員和立法委員，是近代民族工業的開拓者，民間社會活動家。顯然，他與孫冶方選擇的是兩條不同道路。薛明劍一生走的是實業救國之路；而孫冶方則終身致力革命。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同胞感情。他們兄弟倆可謂是個奇跡，均為中國經濟學扛鼎式人物。以后曾有研究者提出“這兄弟倆到底是‘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亦或是‘參商二星’，依然沒有定論”。此說充分證明了這兄弟間的特殊關系和異樣情感。
這時的薛明劍作為一個內遷工廠的經理，在那經濟蕭條、炮火封鎖的嚴峻環境里，每日都在來去匆匆地為著打破原料緊缺、市場疲軟的困擾而奔走，為沖破官僚買辦階級的層層壟斷而奔走。當時，中共的統戰政策已將這些困厄之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薛明劍亦在其中。他與馮玉祥、吳稚暉、黃炎培、馬寅初等國民黨元老或民主人士都有來往，也參加各種聚會和簽名，為發展國計民生、實現民族自救而呼吁。孫冶方顯然看到了二哥的這種變化，這也是他為之欣慰的。這種變化也是兄弟倆以后一直維系感情紐帶的基礎。數天后，正是在二哥的幫助下，孫冶方在朝天門碼頭悄然登上一艘開往香港的客輪，安全離開重慶。
薛明劍、孫冶方兄弟倆
由于香港特殊的地域環境和政治環境，已成為孫冶方的往返驛站。在中共駐香港工作委員會，孫冶方意外地遇見故交劉少文。他們是1925年一同由上海乘輪船去莫斯科學習的老同學，在江蘇省委工作那段時間里又經常接觸，現在異地重逢倍感親切。劉少文是從“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調至香港工作的。非常熟悉孫冶方的劉少文熱情地挽留他在香港工作。但孫冶方并未動心，他情之所系的依然是蘇北那方熱土，那既陌生又充滿魅力的地方。劉少文對孫冶方的堅持表示理解。隨后，他將孫冶方介紹給廖承志、潘漢年等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
正是這次在香港，孫冶方還干了一件值得記述的事。那天，他意外地見到商務印書館駐港印刷廠廠長糜文溶。他與糜文溶曾是大革命時期的舊識與同鄉。糜文溶以后脫黨，并一直從事出版工作。與孫冶方的香港邂逅，讓糜文溶十分高興。此刻他正為一事發愁，即商務印書館準備在贛州新建一個分廠，急需尋找人脈關系。他知道孫冶方與現任贛州專員蔣經國在莫斯科時有同學之誼，便請他致函蔣經國，給予關照。孫冶方認為發展文化事業是件好事，便予答應。為慎重起見，孫冶方之后專門征求劉少文意見，并示其草擬的信函：
經國學兄鑒：
別后十余載未通音信。近聞吾兄在贛任專員之職，對地方建設熱心倡導。茲有敝同鄉糜文溶受商務印書館委托，擬來贛建設一印廠，吾兄素來熱心文化事業，望能給予便利。僅此。
下面是用中、俄兩種文字的簽名。
劉少文看過笑了笑說：“這樣的信是可以給他寫的，但別的關系可不能發生！”
這種關系在當時是非常敏感的，但孫冶方并未避嫌。他是一個熱心人，更何況是發展文化事業，沒有理由推辭。此舉措也能充分體現孫冶方的性格。此后，他將此信函交與糜文溶。至于以后的事情發展以及是否派上用場，他就不得而知了。
對孫冶方的行程，周恩來以及中共南方局一直非常關注，并及時聯系上海地下黨安排孫冶方赴蘇北事宜。
這天，中共香港工委接到中共南方局來電，要求他們立刻通知孫冶方趕往上海，準備前往蘇北新四軍軍部。上海地下黨已經做了安排。
與香港的別離顯得有些匆忙，但孫冶方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節奏。那天，他在海輪的甲板上迎著撲面的海風，顯得異常的興奮。他知道此行北上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海浪的顛簸中，一種期待與向往始終與之伴行。
劉少奇的一封回信讓他聲名大作
上海，一個特別熟悉的環境。這里曾是孫冶方的主戰場，視線中的每一條街道與商鋪都顯得異常親切與熟稔。而這次，上海對于他僅僅是一個驛站。
他在等待。急切地盼望離開。這樣的心境似乎與他這樣的“老上海”有些相悖。
1941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在上海地下交通員的安排下，孫冶方攜妻子洪克平悄然登上一艘開往蘇北的客輪。他們過去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相互勉勵，執手前行。但因地下斗爭的需要，不免處處謹慎，如履薄冰。今天，他們終于可以前往一處嶄新的世界，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當輪船鳴著汽笛緩緩移動時，從他們彼此會心的眼神中，能夠感受到那種急迫般的心往神馳。
孫冶方抵達鹽城的時間是7月1日。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孫冶方為此印象極深。這時的鹽城距重建軍部已達半年之久，根據地各項建設蔚然盛興。在劉少奇、陳毅領導下，鹽城已成為華中敵后抗日的軍事、政治中心。同樣，也是著名的敵后文化城。孫冶方在鹽城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濃烈的抗戰氛圍和抗日軍民的激情與精神風貌。
劉少奇在城內抗大五分校二層樓的住處接待了孫冶方。此前從重慶的來電中，劉少奇已經知道孫冶方將來新四軍，并已為他的工作做了安排。
劉少奇詳細地了解孫冶方此行的經過，并且詢問他多年來在白區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特別是最近兩年來領導“孤島”抗日文化活動的情況。之后，劉少奇說：“新四軍與抗日根據地非常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像你這樣專業型的人才，共同參與抗戰事業的開展。之前如錢俊瑞、薛暮橋、駱耕漠等人都已先后抵達鹽城，你在上海時與他們都很熟悉，大家在一起工作也較方便。”劉少奇充滿溫情的話讓孫冶方的心溫暖了許多，他對新的工作亦有了一種信心和期盼。
劉少奇又說：“你一路勞頓，可稍作休息適應。關于工作問題，我們已經研究過了，請你到華中局宣傳部工作，擔任教育科長，負責教育方面的事宜。同時，還想請你兼任華中局黨校的教育科長并擔任馬列主義科的教員。”
孫冶方爽然接受，并表態一定努力做好工作。繼之，劉少奇秘書陸璀向孫冶方介紹了鹽阜區根據地和新四軍的一些情況，并重點介紹了華中黨校。孫冶方由此知道了華中黨校于兩個月前成立，是一所主要培養縣團級以上干部的專門學校，劉少奇直接兼任校長，并經常到校講課。華中局宣傳部副部長彭康兼任副校長。
1953年孫冶方（左）與馮定在青島
孫冶方對新的工作非常投入。他在這個新的集體中感受到一種朝氣蓬勃的氣象以及團結和諧與溫暖的氛圍。這也更激發起孫冶方的工作熱情。沒有現成的教科書，他就自己編寫《馬列主義原理》，盡可能做到通俗、淺顯、易懂。他記得劉少奇此前對他說的：“要依照馬列主義原著來講，也要聯系我國革命斗爭的實際。要重視理論，尊重科學，更要注意理論聯系實際。”孫冶方知道自己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但對革命斗爭的實際情況尤其是新四軍與抗日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知之甚少。他為此謙虛地向在鹽阜根據地的專家學者、同行以及新四軍中領導人請教，積累資料，豐富教學內容。他敏而好學的姿態和虛心真誠，給接觸他的人留下深刻影響。其中包括歷史學家呂振羽、哲學家馮定、經濟學家薛暮橋、駱耕漠以及軍隊領導黃克誠、張愛萍等。他還善于與學員溝通，了解他們在基層部隊和地方工作戰斗的實例，并有意識地融入到教學中。
孫冶方特別善于思考。這是一個很可貴的特質。一天，劉少奇到黨校做報告，題目是《論黨內斗爭》。孫冶方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與學員一道邊聽邊記錄。劉少奇一身土灰軍裝，稍顯消瘦，但卻精神抖擻，充滿激情。他濃重的湖南口音抑揚頓挫，一支又一支的香煙，煙霧裊裊。不停地抽煙幾乎成了劉少奇的一個習慣。
劉少奇的報告始終貫穿著辯證唯物主義的精髓。他首先講了黨內存在斗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繼之，開始剖析在黨內斗爭中出現的種種偏向。言辭非常尖銳，給孫冶方很大震撼。他連想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王明、康生在米夫的支持下，以肅托的名義大搞黨內斗爭，也致他長期生活在一個莫須有的“江浙同鄉會”的陰影之下。他擔心這種黨內斗爭是一種普遍傾向，甚至會在根據地重演。數日思考，孫冶方仍然無解。他是一個執著的人，他希望首先能在理論層面解決這樣的問題。思慮再三，孫冶方選擇了以寫信的方式向劉少奇請教。
劉少奇的性格嚴謹、認真，也是黨內公認的極富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可謂日理萬機。在收到孫冶方信后，他極為重視，竟在當天即親筆寫了3000字的復信。這便是著名的《答宋亮同志》。孫冶方又名宋亮，黨內同志常以“宋亮”稱之。劉少奇以這種最簡潔的題目，可以讓思想更自由一些，不需要拘泥于一般文章的結構框架。在信中，劉少奇從黨內斗爭延伸到很多話題，包括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以此批評輕視理論研究的傾向。但又強調不能完全做一個“學院派”，還要重視實際斗爭經驗。這就是辯證法。
劉少奇的《答宋亮同志》后來發表在華中局內部刊物《真理》第2期上。在劉少奇的經典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又特別附有《答宋亮同志》以及孫冶方原信。這部著作后被列為整風運動的學習文件，在黨內以至于在整個社會上產生了極大影響。宋亮的名字亦隨之變得盡人皆知。
孫冶方沒有料到一封就理論問題請教的信，竟然引起劉少奇如此的重視，并專門撥冗答復，并且公開發表。他覺得這對自己也是一個鞭策，對做好黨校教員也更加有了信心。
7月下旬，日軍集中兵力對蘇北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并占領鹽城。華中黨校隨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轉移阜寧。這時的條件異常艱苦，常需行軍轉移，對文化人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孫冶方常常是身上背著一個布挎包，挎包里裝著紙筆和幾本參考書，一邊行軍一邊構思。晚上住宿時即在油燈下寫教案。就這樣，他逐步適應了敵后游擊戰爭的環境。以后華中黨校長駐阜寧汪朱集。那是一個偏僻小鎮，條件簡陋。然而，孫冶方就是這樣一直堅持在黨校的教學崗位，為根據地培養干部嘔心瀝血。
整風運動的幸存者
1942年底，孫冶方隨軍部轉移至淮南黃花塘。次年4月，華中局調其到淮南路西擔任地委宣傳部部長。地方工作沒有黨校工作那么單純，但卻極鍛煉人。長期從事理論研究的孫冶方，終于有了從事地方實際工作以及增加人生歷練的機會。作為路西黨組織主要領導人之一，根據規定，孫冶方配有警衛員、勤務員和馬夫等。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相對要好些。孫冶方躊躇滿志地走馬上任，希冀能有所作為。
但形勢的走向卻與孫冶方的理想相差甚遠，甚至完全相悖。突然出現的嚴峻現實另孫冶方始料未及。幾乎與孫冶方新的任命同時的是根據地整風運動的開展。此前，延安由整風偏離到所謂“搶救失足者”的做法，已經影響到各個抗日根據地。華中地區當然也不例外。作為宣傳部長，孫冶方既要去領導整風運動，自己卻又是整風對象，不免覺得處處掣肘。由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所謂的“江浙同鄉會”以及曾經的被捕一節，在那樣的政治氣候下，他必然受到懷疑和冷落。這是他到根據地后第一次感覺到有一種無形的壓力。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孫冶方被送回華中局黨校參加整風運動。在以后近一年的時間里，他的智慧、熱情和信念幾乎全被凍結。他無法施展才華和貢獻力量，唯一需做的事就是一次一次地坦露心懷，捧出一顆赤子的心，接受黨組織對他細心的、剝繭抽絲般的歷史審查。
孫冶方（后排中）1978年5月到云南省西雙版納少數民族地區考察時同基諾族群眾合影
原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以后在一次紀念孫冶方的會上說過：“孫冶方的一生，是坎坷不平、屢遭不幸的一生。他為追求信仰所付出的代價，是最為沉重的。”這其中自然包括根據地的這次整風之坎。孫冶方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就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后來又曾被捕入獄脫黨六年之久。如此經歷自然也就成了運動的重點和歷史審查的主要對象了。
孫冶方被分在由縣團級以上干部組成的整風第三隊。地點在安徽天長縣新鋪鎮的村莊里。學習、對照、檢查、揭發、斗爭，這樣的程序日復一日地進行。頗具意味的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即是必學文件，其中就附有《答宋亮同志》。
再次靜下心來仔細研讀劉少奇的信，他心中依然仍尋到一絲亮光，并以此作為精神的一種支撐。那天，劉少奇《論黨內斗爭》的報告猶在耳邊：“有些同志以為黨內斗爭是斗爭得愈兇就愈好，問題提得愈嚴重愈好，搜集別人的錯誤愈多愈好，給別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批評與斗爭的方式和態度愈嚴峻愈粗暴愈好，講話的聲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兇、牙齒露出來愈長，就以為是愈好，就以為是‘最革命不過’的了。他們在黨內斗爭與自我批評中不講求適當，不講求分寸，不講求適可而止，毫無限制地斗下去。”雖然此時劉少奇早已離開華中調延安工作，但劉少奇的這些思想依然留在華中，留在黨內。孫冶方雖然不知道眼下的這種殘酷斗爭源于康生在延安的陰謀和不擇手段，但他堅信總有云開日霽之時。
整風運動成為被記錄在黨史上的一次重要運動，可謂毀譽參半。凡經歷過的人幾乎都有同樣的心理軌跡：孤獨、無奈、苦悶甚至絕望。所幸的是中央及時地糾正了運動的擴大化和所謂的“搶救失足者”。毛澤東在中央大禮堂深深地一鞠躬，化解了多少人的心頭憤懣。華中的整風相對延安本來即稍顯溫和，在延安糾偏后，新四軍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整風運動很快便在原跡的軌道上減速、剎車。孫冶方終于等到了一個較為客觀的結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王明強加給他的所謂托派和給予的處分均不能成立，應與撤銷。至于1931年被捕和最后以“查無實據，找保釋放”的問題，因知情者軍部政治部宣傳部長錢俊瑞的證明以及資料查證而予廓清。關于出獄后長達六年之久的脫黨黨齡問題，因有爭議懸而未決。直到1958年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審查干部時才正式做出結論，為孫冶方恢復了脫黨期間的黨齡，黨籍從1924年算起。
孫冶方是幸運的。他成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受益者。減負后的孫冶方又恢復了以前的精神狀態。他將挫折轉化為動力，將苦難變為歷練。他依然執著前行，循著心中的那絲亮光。他知道征途上還會有荊棘和坎坷，但義無反顧。
這時抗戰已經結束，原蘇中、蘇北、淮南、淮北四塊抗日根據地合組成蘇皖邊區政府。孫冶方隨之被任命為邊區政府貨物管理局副局長，開始了他所擅長的經濟工作。之后，他一直活躍在解放區的經濟戰線上，可謂得心應手，駕馭自如。正是這段時間的積累和在解放區的實踐，奠定了他以后在新中國所從事的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也成為一代經濟學大家的發軔。
位于無錫市惠山區玉祁鎮禮社古街的孫冶方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