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鄭振鐸的身份似乎有不少：教授、編輯、作家……畢竟著名的學術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均出自于他的手下；又畢竟中外聞名的大型刊物《小說月報》《文學》《文學季刊》等均出版于他的麾下；更畢竟《桂公塘》《海燕》《戰號》等膾炙人口的小說、散文、詩歌也均呈現于他的筆下……
然而，在八年的抗日戰爭期間，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始終以淪陷區上海為“根據地”的鄭振鐸，其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呢？教授？——他已無書可教了；編輯？——他也無書可編了；作家？——他更無書可寫了！他曾經引用清代愛國人士龔自珍的一句詩“狂臚文獻耗中年”，來概括自己該時所從事的唯一一項工作，來概括自己該時那酸甜苦辣的心情。
“臚”，在古代漢語中的意思是陳列、陳序，這里引申為收藏和保護的意思。也就是說，為了從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搶救與保護中華民族的古典文獻，他耗盡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老友葉圣陶稱贊他永遠“充滿著激情和活力”，學生們則異口同聲地盛譽他為“宋江式的人物”。
鄭振鐸
“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
鄭振鐸愛好古籍，已似乎成為了他的天性，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余聚書二十余載，所得近萬種。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余所欲得者，茍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
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全都發生在——也只能發生在——沒有戰爭與硝煙的“和平”年代。自從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打響之后，上海很快便成為了地獄——鄭振鐸就職的暨南大學毀于侵略者的炮火；鄭振鐸寄存在虹口開明書店的上萬冊古籍化作了一片灰燼！更有甚者，則是大批文化人士的被捕與罹害——《社會日報》的負責人蔡均徒、滬江大學的校長劉湛恩、《大美晚報》的記者張似旭、暨南大學的教師平祖仁……還有從事救亡工作的茅麗英女士、著名的大律師郁華先生等等，均一一被殺害了；就連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也沒能逃脫魔爪，被日本憲兵隊捕去，關押了整整76天！
鄭振鐸的日子同樣也不好過，因為在各種抗日救亡的活動中，他始終是積極分子——他擔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理事，以及后來成立的“文藝界救亡協會”臨時執行委會的委員；他被推選為“上海編輯人協會”和“上海戰時文藝家協會”的負責人；他與著名教授許地山、瞿菊農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非常時期高等教育維持會”；他積極參與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復社”以及“社會科學講習所”等秘密組織的活動……作為一名文人、一名資深的編輯家，他更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報刊的創辦與書籍的出版工作當中——他與張志讓等人聯合創辦了《中華公論》雜志；不久又與《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國民周刊》等聯合，編輯出版了《戰時聯合旬刊》；他還參與了由郭沫若任社長的《救亡日報》的創刊工作，成為編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孤島時期，他更是參與領導了《魯迅全集》與《西行漫記》的出版工作，并于其后成立了“上海作者協會”，編輯與出版了《魯迅風》雜志和《大時代文藝叢書》……
鄭振鐸的名字終于進入了敵偽的黑名單——最初是以巨額支票進行利誘，其后則干脆派出特務跟蹤與監視。為此，他不得不四處躲藏，八方流浪，吃盡艱辛，飽經風霜。在日記中他寫下了這樣的話：“……然果無可避，則亦只好聽之而已。身處危鄉，手無寸鐵，所恃以為寶者，唯有一腔正氣耳。”這時的他為什么偏偏不走呢？不和朋友們一起轉移到大后方？不為別的，為的仍然是心中的那個誰也奪不去的“狂臚”：
許多朋友都走了，許多人都勸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會躲過一切災難的。我自信對于“狂臚文獻”的事情稍有一日之長。
沒有任何的豪言壯語，有的只是“責任”二字——“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此時的鄭振鐸并未在政府機關中擔任任何的職務，也未被國家授予任何的保護文獻古籍的任務，但是他卻以“草民”之身自覺地承擔起了這一“責任”，這一捍衛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責任”。他說了：“我們的民族文獻，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這一次也不會滅失。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
其實，要論鄭振鐸的這次“狂臚”的動因，還應該追溯到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變。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僅焚毀了著名的東方圖書館以及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就連他本人位于東寶興路的寓所也遭到了日軍的搜查——書箱被刀斧劈開，多年來精心收藏的有關民間文學的資料損失殆盡！……不承想才過了五年，戰火竟再一次地燃燒到了這片江南文人的淵藪之地；文獻古籍的大量破壞與散亡，成為了悲痛而凄愴的事實。鄭振鐸的焦慮可想而知，他不僅要時刻擔心著它們的散佚，更要時刻擔心著它們的流向：“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里，將來總有一天，研究中國古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這使我異常的苦悶和憤慨！更重要的是，近言之，則資其調查物資，研究地方情形及行軍路線；遠言之，則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獻于千百世！”
就這樣，視保護國家文化遺產為己任的鄭振鐸，開始了他“舉鼎絕臏”的戰斗——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他將主要精力放在羅致與訪求各類古籍上；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他的主要工作則是悉心保全與整理之。
其中僅以他搜購到的“精品”來看，即可開出這樣一張長長的書單——
《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
明刊《古女今范》
明刊孫礦朱訂《西廂記》
明萬歷版《元名家詩集》
明萬歷版《古詩類苑》
明萬歷版《皇明英烈傳》
明萬歷年間彩印本《程氏墨苑》
明崇禎年間彩印本《十竹齋箋譜》
……
就拿那套《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而言，一共64冊，包括了242種元明時期的雜劇；尤為珍貴的是，其中近一半者已是湮沒數百年的孤本，僅元人之作即達29種。鄭振鐸將這一收獲比喻為“不下于‘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于敦煌千佛洞舊抄本的發現”。作家徐遲的比喻就更加具體了：“你能想象嗎？這是多么驚人的發現！僅僅發現了莎士比亞的一個簽名，全歐洲即為之騷動。如果發現的是莎士比亞的一個從未見過的劇本，你想，又將如何？然而文藝復興距今不過三四百年，我們的元代，至今卻有六七百年之久。”
為了得到它們，鄭振鐸花費的心血真是一言難盡。他不僅要與破壞與掠奪它們的侵略者爭搶，與里通外國的漢奸賣國賊爭搶，與唯利是圖的書商們爭搶，還得時時為自己的“吝囊羞澀”而悲哀，而無奈——此時的鄭振鐸僅僅只是一介文人，一介書生，遠非腰纏萬貫的大亨，因此對于書商們的“獅子大開口”——少則數千、多則上萬的價格，更多的時候只能是望洋興嘆。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每每有著這樣的記載：錢款不夠時，他“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安穩”；如愿以償時，他“簡直比攻下了一個名城，得到了一個國家還要得意”，“心里是那么溫熱，那么興奮，那么緊張，那么喜悅。這喜悅簡直把心腔都塞滿了，再也容納不下別的東西”……
身無長物的鄭振鐸究竟是從哪里弄來的錢款？又究竟是如何“買”下這些價值連城的寶物的？其中除卻曾獲得過一筆由教育部和中央圖書館撥給的資助款外，他的渠道不外乎如下四種了——第一，依靠自己的節衣縮食。以購買明刊本《古女今范》為例，他便花去了全家人整整半個月的生活費。第二，向私人或公家借貸。以購買《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為例，當時教育部的那筆購書款尚未到達，他則向同事們借了1000元作定金，又向暨南大學借了9000元作為首付款。第三，采用“剜肉補瘡”的辦法以救眼前之急。其中被“抵押”者多是他多年珍藏的善本書，最終無錢贖回時，便只能是“顧此失彼”了。第四，出讓給國家圖書館。權衡二者之輕重，畢竟要比個人收藏更安全更保險，例如70種明清刊本的雜劇傳奇和十余種明人的文集，便是忍痛割愛，分作兩批“出讓”給了北平圖書館……
然而，抵押也好，出讓也好，它們畢竟都是自己視如生命的收藏。兒子鄭爾康當時年紀尚幼，卻能清楚地記得——“每逢賣書的前夜，在小樓上昏暗的燈光下，父親默默地打點著一捆捆第二天就要和他永別的書。他深情地望著，撫摸著這些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寶貝，似乎一下子老了十歲。”
1933年春，燕京大學鄭振鐸宅前合影。左一為俞平伯、左四為顧頡剛、左六為朱自清、右一為鄭振鐸
“創立了整個的國家圖書館”
然而這樣的“剜肉補瘡”，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如此的浩大工程，也畢竟不是鄭振鐸一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為此他必須要尋找到堅強的靠山，尋找到有力的支持。——于是，他首先通過各種渠道與國民政府的有關人士取得了聯系，自購買《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之后，教育部與中央圖書館又陸續撥發了一定的錢款，大大地緩解了燃眉之急；其后他又開始在友朋中活動，以爭取眾人的支持。……這天是1940年的1月19日，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張元濟（菊生）、光華大學的校長張詠霓、暨南大學的校長何柏丞、北京大學的教授張鳳舉等人秘密聚首，正式成立了一個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并詳細地制訂出了工作的計劃與奮斗的方向：
原則上以收購“藏書家”之書為主。未出者，擬勸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則擬收購之，決不聽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國外。……購書決不能拘于一格，決不能僅以羅致大藏書家之所藏為限。以市上零星所見之書，也盡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顧此失彼。……鳳舉與予，負責采訪；菊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柏丞、詠霓則負責保管經費。
于是乎一場新的戰斗——以集體的力量共同出擊的戰斗又開始了！在短短的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他們的戰績燦爛輝煌，借用鄭振鐸的“狂言”，則是“創立了整個的國家圖書館”——“雖然不能說‘應有盡有’，但在‘量’與‘質’兩方面卻是同樣的驚人。” 鄭振鐸的“狂言”并非妄語，據業內人士評價：能夠進入高標準之“善本”書庫者，高達4000種左右，足以抵得上苦心經營了數十年的北平圖書館的館藏了！鄭振鐸的興奮實在是難以掩飾，但為了保密，為了不讓發國難財者有可乘之機，他只能是關起門來“偷著樂”：
有一個時期，我家里堆滿了書，連樓梯旁全都堆得滿滿的。……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廣東，西至漢口的許多古書與文獻，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曾逃過我的注意。我所必須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時偽滿的人在購書，敵人在購書，陳群、梁鴻志在購書，但我所要的東西決不會跑到他們那里去。
但是很快，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這么多的古籍與文獻，將如何保管？又如何收藏？鄭振鐸的第一步工作，則是先為它們尋找到一個安全的藏身之所——這便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照南的私人花園，他們租下了其中的一幢名為“法寶館”的三層樓房，既作為“文獻保存同志會”的辦公地點，又作為存放與藏匿古籍的秘密書庫。這座名為“覺園”的私人花園，抗戰期間成為佛門弟子的聚會場所——西邊是一佛堂，此時變為“上海佛教凈業社”；南邊的法寶館，原本是收藏古代法器法物以及佛像和佛經的地方，鄭振鐸之所以選中它，正是因為它具有這樣一層相當可靠的保護色。
然而不管再怎樣隱蔽，這些如同和璧與隋珠般的珍貴書籍大量集中在已經成為“孤島”的上海，終究不是長遠之計；更何況自1941年起，戰爭的局勢越來越險峻，令人擔憂的消息也越來越頻繁，鄭振鐸和他的“同志會”不得不做出新的部署與安排——
第一，將其中“國寶”級的圖書秘密轉移出上海。
這一“偷運”工作主要分作兩批進行：第一批委托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自上海返重慶時隨船攜帶，共計兩大箱，80余種典籍。抵達陪都后，曾舉辦過一個展覽會，頗令參觀者震動不已。第二批則是通過郵局寄往香港大學，委托在那里工作的許地山“中轉”至美國暫行庋藏。這一批的數量非常大，其中明刊本與抄校本共計3200余部，僅僅打包就花費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當年在郵局工作的唐弢亦加入了這一秘密工作——鄭振鐸委托他于暗中進行保護，以防止日偽特務的檢查，或于途中發生意外。
第二，將其中最為珍貴的文獻影印出版。
對于文化遺產的搶救，除卻保存之外，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化身千百，流布人間”。為此鄭振鐸曾擬就了多條計劃，但有礙于時局的艱澀，僅與上海精華印刷公司（即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的化名）聯手，影印出版了《玄覽堂叢書》第一集，共計10函，120冊，內收明代的古書與抄本34種。談到印刷與出版，鄭振鐸還有一項重大之舉，足以震驚業內——僅憑他個人的力量，竟自編自印了四卷本的《中國版畫史》和20冊本的《中國版畫史圖錄》（后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只問世了16冊），交由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出版發行。這里所說的“版畫”，即中國古代的木刻畫，鄭振鐸的目的非常明確：“在我國已出版的中國藝術史上，都沒有談到版畫的；歐美人和日本人寫的中國藝術史，版畫也從未占據過一行半頁的地位。為什么世界版畫之鼻祖，且雄踞版畫史最高座的中國版畫卻無人注意呢？因此出版這樣一套書，將是中國美術出版史上的一大創舉！”
又是一項“不能逃避的責任”！曾經在“良友”工作過的趙家璧是位有心人，為了進一步了解當年鄭振鐸是如何將這1300多幅版畫用“珂羅版”印刷成書的，他專門采訪了有關的技術工人——“珂羅版是近代印刷術中最早適用于復印圖版的。把原作用照相機攝成底片，然后在太陽下曬制在涂過感光膠的玻璃片上，再翻印在石頭上，以紙覆蓋其上即成，所以又名石印；都是手工操作，一次僅能印二三百幅，需要一天的時間。”
1937年鄭振鐸擔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長期間，與中文系畢業班全體合影
“頗有殉道者的感覺”
上海的正式淪陷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自這一天起，不僅繼續印書的計劃被徹底破滅，“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活動也不得不被迫中止。鄭振鐸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一則經濟的來源斷絕；二則敵偽的力量已經無孔不入，決難允許像我們這樣的一個組織有存在的可能；三則為了書籍及個人的安全計，我不能不離開了家，我一離開，工作也不能不隨之而停頓了。”
鄭振鐸真正地離開自己的家，是在一個星期之后——家中的藏書是他的命根子，不把它們安頓妥當，他是不會先行逃匿的。這天是12月16日，所有的書籍、所有的賬冊和書目均被轉移到了安全之地，接下來該輪到他自己了——“我沒有確定的計劃，我沒有可住的地方，我沒有富余的款子。”他默默地拎起一個小包，里面只有幾件換洗的衣物和日常的梳洗用具，他戀戀不舍地邁出了家門：
這時候我頗有殉道者的感覺，心境慘惶，然而堅定異常。太陽很可愛的曬著，什么都顯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光禿的樹，雖經霜而還殘存著綠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車輛，乃至蹲在人家門口的貓和狗，都覺得可以戀戀。誰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見到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殉道者”之說也并非妄語，自這天起，他開始隱姓埋名，開始東躲西藏，開始了長達四年的蟄居生活。——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有時，似覺得有人在后面跟著，簡直不敢回過頭去。有時，在電車或公共汽車上，有人注意著時，我也會連忙地在一個不相干的站頭上跳了下來。我換了一身中裝，有時還穿著從來不穿的馬褂，眼鏡的黑邊也換了白邊。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現，也不敢參與任何的婚喪壽宴……”然而，他堅持下來了，不為別的，只為那個“不能逃避的責任”；不信別的，只為相信：“一個國家有國格，一個人有人格。國之所以永生者，以有無數有人格之國民前死后繼耳。”在這四年的隱居生活中，他默默無聞地卻又堅忍不拔地完成了這樣幾項工作——
第一，想方設法繼續搶救散佚的文獻。
沒有了政府的撥款，他只得繼續“剜肉補瘡”。先是咬牙購得《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書》，以及明代嘉靖版黑口本《秦詞正訛》殘卷等一批文獻資料，其后則集中力量專事搜購清代的文集。1944年他在《清代文集目錄·跋》中這樣寫道：“此三年中，志不旁鶩，專以羅致清集為事。三年心力，畢耗于斯，而財力亦為之罄焉。力所不及，則縮食節衣以赴之，或舉債以償之，或售去他書以易之。”幾多艱辛盡在不言之中，但幾多欣慰亦盡在書架之上——至1944年的夏天，他所搜購到的文集，雖未能達到預先制定的1000種的目標，卻也有了830多種。
第二，悉心整理已經搶救在手的文獻。
抗戰結束后，鄭振鐸在《求書日錄》一文中寫有這樣一句話：“我并沒有十分浪費這四年的蟄居時間。”如果為之作注，這便是他在這段深居簡出的日子里為手邊的古籍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他寫題跋，寫札記，更在每天的日記里詳細地記錄下對于版本及內容等方面的意見。僅以題跋為例，則有：《〈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書〉（一卷）跋》《〈秦詞正訛存〉（一卷）跋》《〈藝風藏書再續記〉（一卷）跋》《〈素園石譜〉（四卷）跋》《〈百家詞〉跋》《〈中國繪畫史〉跋》《〈明季史料叢書〉序》《〈明清兩朝畫苑尺牘〉跋》《〈清代文集目錄〉序》《〈清代文集目錄〉跋》……字里行間融入了他數不清的心血。
第三，百折不撓為刊印古籍而努力。
《中國版畫史圖錄》的出版擱淺了，鄭振鐸并沒有灰心，他繼續尋找機會為各種古籍的影印刊行而辛苦奔波。在他擬定的計劃中有：《詩余畫譜》（圖錄的一種）《書目叢刊》《應覽堂叢書》《長樂鄭氏匯印傳奇》《明季史料叢書》《林琴南余集》《嚴又陵集》等等，甚至還包括卷帙浩繁的《中國百科全書》——“世界各國無不有百科全書之刊行。……惟我國僅于清末由某書肆印行一簡陋之百科全書，迄今四十年，無繼起者，誠我民族之奇恥大辱也。”這是他的原話。盡管這張書目最終未能全部實現，但問世者亦不在少數。鄭振鐸稱這一成功為“天倖”，但同時他也坦言，自己的付出“大類愚公移山，精衛填海”。
——鄭振鐸，1898年生。1919年，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讀書期間，投身于五四愛國運動。1920年，參加由李大釗主辦的“社會主義研究會”。1921年，與沈雁冰、葉圣陶、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最早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1925年，參加五卅愛國運動，并與沈雁冰、胡愈之等人以“上海學術團體對外聯合會”的名義，創辦《公理日報》。1928年，與錢杏邨、馮乃超等人發起組織“中國著作者協會”，為爭取言論與出版自由而斗爭。1932年，大型刊物《文學》在上海創刊，擔任其主編；同年，與巴金、靳以等人在北京創辦《文學季刊》。1936年，與魯迅、郭沫若等人聯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
——鄭振鐸曾經說過，他是一名“殉道者”。是的，他是一名真正的“殉道者”；他的“道”不是別的，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燦爛文化，正是中華民族自身的奮斗不息的歷史——“亡人國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孫忘其所自出，昧其以往之光榮，雖世世為奴為婢而不恤；史不能亡也，史不亡則其民族亦終不可亡矣！”
——鄭振鐸曾經說過，他是一位“疏狂者”。的確，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在沒有兵刃的拼殺中，鄭振鐸始終在“疏狂”著，他“疏狂”出了自己的驕傲，也“疏狂”出了自己的價值——“夫保存國家征獻，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堅陷陣、舍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雖所耗時力，不可以數字計，然實為民族效微勞，則亦無悔！”
鄭振鐸編輯的《中國版畫史圖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