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中）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右）、副軍長項英（左）合影
上海之晤，選定軍長，提出新四軍番號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揭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序幕。在此期間，蔣介石在“反共”與“抗日”之間患得患失，國共合作抗日談判過程異常艱難反復。自1937年2月始，周恩來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同國民黨展開了長達半年的談判。7月15日，《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明確表示：“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中國共產黨為一致對外，提出了取消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建議。7月17日，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在廬山同蔣介石、張沖、邵力子再次會談。在這種情勢下，蔣介石發表抗戰宣言，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話雖如此，但蔣介石并未放棄與日本談判，幻想和平。8月9日，應蔣介石邀請，周恩來由西安飛抵南京，共商國是。在南京的周恩來是異常忙碌的，除與國民黨談判、會見軍政要員外，還要去監獄探望和營救被關押的同志。四天之后，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叫囂幾個月內滅亡中國，鐵蹄逼近南京，民族危難關頭，停止內戰共同抵御外敵的呼聲日益強烈。情勢的變化迫使蔣介石不得不考慮同共產黨合作抗日事，不得不考慮共產黨部隊的改編、指揮、人事安排等問題。8月22日，國民黨當局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正式宣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但對于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則頻設障礙、百般攔阻。最終，蔣介石勉強同意南方紅軍游擊隊單獨成立一個軍的要求。
“這支部隊可以成立，但軍官必須全部由政府委派。”蔣介石很強硬。
“這不合理！”周恩來更堅定。
無奈之下，蔣介石做了讓步：“軍官由國共雙方各出一半，政府軍官任正職，貴黨方面任副職，至于軍長……”蔣介石頓了一下，說：“由雙方協議。既然國共雙方都不適合出任軍長，那就任命一個懂軍事的無黨派人士。你們去找，我們也去找，找到合適的人選，再來談成立這支部隊的事情。”說罷，蔣介石拂袖而去。
話不投機，談判陷入僵局。蔣介石打的如意算盤是：雙方不可能找出合適人選出任軍長，因而這支部隊的成立必定會擱淺。殊不知，周恩來胸有成竹，幾天前便已物色到一位，他，就是葉挺。
周恩來之所以選擇葉挺出任軍長，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葉挺有著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早在北伐革命時期，葉挺率領獨立團忠勇善戰、屢建奇功，為他所在的第四軍贏得“鐵軍”美譽。葉挺也因指揮并取得汀泗橋、賀勝橋等戰役的大勝，被譽為“北伐名將”。但廣州起義失敗后，葉挺在黨內受到錯誤處罰，負氣流亡海外，以致脫黨十年。即便如此，他對中國革命的赤誠亦矢志不移。30年代初，周恩來從共產國際辦事歸途專往德國，與葉挺做過深入交談，1932年，葉挺離德回到澳門。北伐初期，周恩來就與葉挺建立了友誼，經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二人交情愈加深厚。他深知葉挺為人，亦深知葉挺報國的一片赤誠。
1937年2月，葉挺終于懷揣報國之心，回到上海，遵照友人建議，進行了廣泛的社會活動，但他拒絕在國民黨軍內做官。“八·一三”當日，他親眼目睹了日軍對上海的轟炸，心中悲憤不已。面對憂患時局，更是焦急萬分。
8月中旬在上海，由潘漢年安排，周恩來特意約請葉挺做了一次短暫會面。這次會面，令葉挺十分激動。
“恩來兄！柏林一別，已經多年了。兄在柏林的肺腑之言，我至今銘記，如今只盼早日奔赴前線，抗敵御侮。”葉挺眼眶發紅，握住了周恩來的手。
“希夷兄，我正有要事與你商談。”見葉挺如此坦誠相見，周恩來心中十分感動。“現今，陜北紅軍部隊的改編問題已經基本談妥，下一步，就是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的改編。我意由你出面改編并主持這支部隊，不知希夷兄意下如何？”
葉挺正欲回答，周恩來以手示意，繼續說道：“如今，陳誠、張發奎才是蔣介石心中的人選，但我以為他二人并不愿擔任這支部隊的軍長。你可否適時向他二人表達你愿意出面擔當的意愿，然后再由陳誠出面爭取蔣介石同意？”
見周恩來十分信任自己，將想法和盤托出，葉挺十分坦蕩地回答道：“為國殺敵，正是我所期望的。既然恩來兄信得過我，我一定奮力向前，不辜負共產黨的期望。”
“除了軍長人選的問題之外，這支部隊的番號也是談判的難題，我看可以叫新四軍。北伐時期，希夷兄的獨立團就在第四軍，新的第四軍，有承繼之意。‘鐵軍’的美譽威名遠揚嘛！當然，這個番號還包含繼承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深意。”說到這里，周恩來停頓了一下。
“不過，這支隊伍的番號和軍長的最終任命，還得是蔣委員長說了才算啰。”
二人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隨后，葉挺按照周恩來的建議拜會陳誠。陳誠力薦葉挺，正中蔣介石下懷，得到蔣之稱贊。在蔣介石眼里，葉挺不僅有極強的軍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早已脫離了共產黨，正可借葉挺之手將南方紅軍游擊隊掌為己用，便欣然同意。于是，軍長的重擔終于落到了葉挺身上。讓蔣介石始料不及的是，葉挺內心始終忠于共產黨。
就這樣，比陜北紅軍主力的改編談判更加一波三折、險象環生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最終得以解決，全名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終于在華中地區取得了合法地位。作為國共談判合作抗日的中共首席代表，并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擔任要職的周恩來憑借政治遠見，選了一位軍長，還最早提議部隊番號叫做“新編第四軍”。
周恩來與葉挺在上海的這次短暫會面，成為中國抗戰史中鮮為人知的一頁，這次會面的時間其實僅僅十幾分鐘而已。
周恩來和新四軍領導人合影，左起：陳毅、粟裕、傅秋濤、周恩來、朱克靖、葉挺
江南之行，確定了新四軍的發展方向
早在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就在洛川會議上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必須放手發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和獨立自主地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等戰略方針。日軍占領武漢、廣州之后，暴露了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的弱點，在國際國內的種種矛盾也不斷加深。1939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指出：要“部署龐大敵后地區之游擊戰爭，抓住敵人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的弱點，給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的分散”，使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全會最終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和華南的戰略任務。
這年春天，周恩來赴江南視察新四軍，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并就新四軍未來發展指出了新的戰略方針。2月16日，周恩來由重慶飛抵桂林，一路輾轉，于23日抵達皖南。其時，葉挺已在太平境內的湘潭村迎候。
“恩來兄，我們又見面了。”葉挺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
二人一路說笑，乘竹筏沿青弋江順流而下，并由章家渡上岸，在同前來迎接的新四軍軍部民運部科長陳茂輝等人會面后，一行人一路步行來到云嶺羅里村軍部。
在云嶺的20余天里，周恩來夜以繼日，宵衣旰食。他聽取新四軍領導人的意見，組織座談會，還到連隊駐地了解干部戰士的訓練、學習和生活情況，而了解干部戰士對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認識，則成為周恩來特別注重的一個方面。
在一系列調查研究之后，周恩來還同葉挺、項英、陳毅、粟裕、譚震林、王集成等新四軍軍部領導人及各支隊負責人就抗戰局勢進行反復商討。
周恩來說：“武漢失守之后，日軍沒有深入進軍內地，而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掃蕩根據地上。這樣的掃蕩以軍事為中心，同時還涉及文化經濟各個方面，侵略者妄圖用這樣的手段來消耗敵占區的人力、物力、財力。只要我們一天不把日軍趕出國門，掃蕩就一天不會停止。”
“現在中國東部已經被敵人占領了，這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這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經濟發達、文化程度高，是各類財富的集中地區。所以我們要在黃河以東，平漢路粵漢路以東的廣大地區開展游擊戰，實施新的施政綱領，整理地方武裝，只有到敵人后方去，才能得到發展的機會，才能跟敵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爭勝負！”
“在這樣的情勢下，我們新四軍是大有可為的。我們現在面臨著許多困難，但愈是困難，愈能夠顯出特長，愈能得到鍛煉。愈是深入群眾中間，愈能夠開辟根據地；愈是情況復雜，愈能夠發展統一戰線；愈是堅持到底，愈能影響全國和全世界。”
“所以，我認為新四軍發展要堅持三個方向：一、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哪個地方發展。二、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哪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三、哪個地方只有日軍偽軍，友黨友軍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哪里發展。這樣可以減少磨擦，利于抗戰。”
周恩來的講話慷慨激昂，又深思熟慮，得到了新四軍領導人的廣泛贊同與支持。之后，周恩來與項英、葉挺等新四軍領導人議定了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
3月14日，周恩來即將離開云嶺。葉挺一直將周送到黃山腳下。分別在即，兩人都有些依依不舍。麻川河的竹筏上，黃山的小補橋頭，留下了兩人的合影。
“眼下國事艱難，任重道遠，愿與希夷兄共同奮斗。”周恩來握著葉挺的手告別。5月上旬，周恩來一路輾轉，終于抵達重慶。
周恩來這次為期三周的江南之行，還緩解了項英與葉挺的工作關系。之后，新四軍這支抗戰隊伍，在抗擊侵略的戰場上再立奇勛，書寫了一篇又一篇的不朽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