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曾如清，老紅軍，開國少將，1967年7月7日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之命，離開了工作十多年的江蘇省委常委、省軍區第二政委崗位，調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政委，同年10月任兵團黨委副書記。同期調到新疆兵團的還有：六十七軍副軍長孔瑞云，任兵團副司令員，開國少將；十六軍副軍長杜海林，任兵團副司令員，開國少將；二十軍五十九師師長朱鐵谷，任兵團副參謀長。他們被兵團干部群眾稱為“四位新領導”。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分管兵團武裝部隊工作。當時兵團的主要領導有：新疆軍區司令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兵團黨委第一書記、政委王恩茂，開國中將；國民黨軍原起義將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兵團司令員陶峙岳，此時已“靠邊站”；農墾部副部長兼兵團黨委第二書記、第二政委張仲瀚，被中央定性為“走資派”并免職；兵團黨委第二書記、第二政委裴周玉；兵團黨委第三書記、第二司令員丁盛。父親的調令公布后，“美國之音”廣播電臺曾作報道，稱之為“陳毅部隊調入新疆的第一人”。我跟隨父親入疆一年，親身經歷、親眼見證了這段歷史，是父親參加革命數十年來在黨內斗爭中遭受打擊迫害最嚴重、最能體現他“忠誠奉獻、耿直本分”官德人品的一段歷史。為緬懷、學習父親的優秀品質，現根據本人所見所聞和有關資料，將父親這段經歷回憶整理如下。
曾如清
亂世赴京受命，聆聽葉帥指示
1967年，全國正處在“文革”初期“天下大亂”的年代，父親在北京擔任中央軍委派駐國務院文化部工作大隊長，工作隊撤出后，到南京軍區協助饒子健副司令員分管“支工”工作。7月7日，軍區林維先、饒子健副司令員和政治部符確堅副主任就調新疆兵團一事與父親談話。7月13日，父親飛赴北京，下午在京西賓館會見參加軍委會議的南京軍區鮑先志副政委，晚上拜見了時任軍委常委的粟裕老首長。7月15日，總政治部袁子欽副主任與父親談話。7月17日，聽取總政干部部任免處胡處長介紹新疆軍區和兵團領導班子情況。回南京后，軍區杜平政委和林維先、饒子健、張才千副司令員等于7月22日下午接見父親，并表態赴疆時可以帶秘書、警衛員，走前可以住院體檢。這一期間，父親考慮到自己戰爭年代落下了嚴重的肺結核、慢性氣管炎等疾病，擔心身體難以適應新疆嚴寒的氣候，曾分別向南京軍區、總政治部領導和粟裕老首長提出希望報請中央收回任命。軍區黨委同意換人，并上報了替換人選。但總政答復是：加強新疆兵團領導班子是毛主席交代的政治任務，事關鞏固邊防、備戰反修戰略大局；而且任命已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準，難以改變了；還是先到任為好，今后如身體不適應再做調整；并告知，經請示軍委葉劍英副主席同意安排接見。粟司令員也談到：“你的工作調動，主席批準以后我才知道，不好再提意見了。那個地方很重要，是國防要地，戰時要動員20個師以上部隊出來打仗。與蘇聯接壤的邊界地區居民已后撤，第一線就是生產兵團的人，是生產基地又是國防前線。”粟司令員還介紹了他所了解的兵團情況。9月19日，父親約朱鐵谷同志一起飛赴北京等候葉帥接見。我當時是鎮江市第四中學初三學生，學校因“文革”停課，父親想帶我去新疆讀書，故同機前往，到了烏魯木齊后才知道，新疆比江蘇更亂，根本無法讀書。到京后又與我大哥劍欣（大連海軍工程學院學生，時在北京串聯）和二哥劍中（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匯合，住進總參海運倉招待所。
9月29日，周總理的聯絡員郭一峰同志前來介紹了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總理對新疆“文革”運動的指示精神。10月5日晚，葉副主席專門打來電話做了四條指示。近期在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葉帥電話的原始記錄稿：“林副主席要我們開幾天軍委常委會，解決一些認識問題，因此抽不出時間與你們談話。總政已告訴我，要我與你們談談。很抱歉，不能抽出時間與你們談”。（后來得知，葉副主席當時面臨“造反派”的揪斗和林彪、江青一伙的糾纏，處境十分困難。）“你們二人（指曾、朱）身體都好嗎？那邊冷一點，要注意保重身體。你們的家屬帶了沒有？”（曾：“沒有帶。”）“以后有空可以回去帶，我將來有機會來新疆時看你們。我現談幾點意見：（一）中央對新疆問題安排在年底解決。現在全國有7個省市已成立革委會，正在解決問題的有8個省。主席指示今年爭取再解決10個省市，這樣今年可以解決25個省市問題。（二）兵團情況。今年上半年已搞過一次，是總理親自主持解決的。因總理忙，我幫助他管了一下，弄出了一點問題（指的是1967年1月26日新疆兵團石河子農場發生的流血事件，丁盛等將其定性為“張仲瀚背后指使、國民黨殘余勢力向共產黨奪權的一·二六反革命事件”。據“文革”后調查，這一事件實際上是丁盛等人組織武裝值班部隊鎮壓群眾的事件，開槍打死27人、打傷78人，逮捕49人，株連1000多人）。張仲瀚這個人生產是懂一點，但犯了很多嚴重錯誤，最后有個檢討，我看基本上還可以，組織上已經定性了，群眾批斗后，是組織處理問題了。（三）丁、裴同志的情況。丁、裴同志與軍區搞在一起，有些問題聯系起來了。你們去后要多聽各方面意見，多帶耳朵，少說結論性的話。因為那邊情況很復雜，有些問題還未充分暴露出來。對丁、裴同志要多幫助他們全面考慮問題，他們有錯誤，還是要采取幫助、團結的方針。有錯誤要改過來，轉得越快越好，越徹底越好。（四）兵團運動以后要重新整頓。有些舊軍官改造不好的要調整。那里是很重要的地方，是反帝、反修前線，工農業發展很有希望，兵團前途也很大，兩位主席很重視那個地方。你們到了那里以后，發現了問題可以直接與我通話。我們打電話，不知道是否有人偷聽和錄音。我們有事都是用軍用電話。”
葉帥還將他和秘書的聯系方法告訴了父親。
在等候葉帥接見期間，父親還先后帶領我們拜訪了他的入黨轉正介紹人徐特立老人；看望了他的本家叔叔和革命引路人曾山，與他們親切交談，互致問候，共敘友情，合影留念。在曾山的住宅正遇到來“抄家”的造反派，父親與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并嚴肅批評他們不了解革命歷史、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此后，兩位老人先后于1968年、1972年去世，北京的見面成為我與他們最后的一次見面。
入疆艱難工作，飽嘗派性之苦
1967年10月6日上午，我隨父親及警衛員（考慮到秘書孫寶忠孩子小等原因而未帶他），朱副參謀長及警衛員等5人從首都機場乘飛機，當晚在蘭州住宿，7日飛經哈密進午餐，下午到達烏魯木齊機場。一出機倉門，兩輛黑色蘇制吉姆轎車已在等候。登車駛出機場大門，路邊突然閃出兩輛軍用卡車，滿載荷槍實彈、頭帶鋼盔的武裝人員，車頭上架著輕機槍，一前一后護送至兵團大院，一派緊張肅殺的氣氛。第二天，兵團召開機關干部大會歡迎新領導，丁盛在講話中介紹父親時還提高嗓門說：“曾副政委是身經百戰的老紅軍，是我們江西老表！”引發一陣熱烈的掌聲。經過一段時間與兵團及各級領導、群眾組織頭頭的接觸交談，四位新領導對新疆及兵團“文革”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當時，全國和新疆及兵團的“文革”已進行了兩年，干部群眾嚴重分裂、對立，受江青“文攻武衛”口號的影響，派別組織之間的武斗已升級至動槍動炮的程度。中央的方針是：逐地做好干部群眾的“大聯合”工作，成立由軍隊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頭頭“三結合”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抓革命、促生產”，制止武斗，穩定局勢。新疆地方干部群眾以“打倒王恩茂”和“打倒武光”（原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此時已被中央定性為“叛徒”）為標志，主要分為“紅一司”、“紅二司”兩派，嚴重對立，武斗不斷。路上行駛的汽車按喇叭都分為五聲（意為“打倒王恩茂”）、四聲（意為“打倒武光”），我在烏魯木齊市區曾親眼見到兩派人員互相扔手榴彈的恐怖情景。軍區和兵團領導支持反對武光的“紅一司”，駐新疆空九軍領導則支持反對王恩茂的“紅二司”。郭一峰介紹情況時說，中央認為兩派都是“造反派”，各有優缺點，應該幫助、引導，促進他們聯合起來，對王恩茂是否參加“革委會”，中央還沒有明確表態。
兵團內部主要也分為兩派：多數派是以解放軍官兵為主體的“八野”、“聯總”，統稱“革命派”，支持王恩茂和丁盛、裴周玉，與地方“紅一司”觀點接近。少數派是以知識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兵農造”等組織，反對王和丁、裴，統稱“造反派”，與地方“紅二司”觀點接近。還有很多原來保張仲瀚的“保守派”組織干部群眾，基本不公開活動，但觀點傾向“造反派”。丁、裴分工四位新領導多做“造反派”的工作（因為他們已陷入派性，無法接近“造反派”組織），但實際上是想分化、瓦解“造反派”組織。四位新領導商定還是按照葉帥和總政領導的指示精神，采取居中的態度，兩邊做工作，促進他們聯合。但這樣做往往受到兩派的夾擊，丁、裴也不滿意，處境十分艱難。比如，參加“造反派”聚會時，會場群眾高喊“打倒王恩茂”、“打倒丁、裴”口號，新領導按組織原則不舉手呼喊，即受到攻擊、責難。而丁、裴和“革命派”則認為新領導同情、支持“造反派”，常常派人跟蹤盯梢、圍攻騷擾、逼迫表態。有一天晚上一群人還沖入我們家中，揚言要“抄家”。父親在兵團非金屬公司云母廠做兩派聯合工作時，被掌權的“聯總”組織輪番圍困五六個小時之久。
1967年11月下旬，哈密地區爆發大規模群眾武斗事件，造成鐵路運輸中斷。周總理指示立即組成制止武斗、恢復交通領導小組，并親自點將，由新疆軍區譚開云副政委任組長，父親和空九軍政委陳冠任副組長，率領工作組于11月30日進駐哈密。在3個多月里，父親參與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制止了武斗，穩定了局勢，收繳了武器彈藥，恢復了鐵路運輸，促進了兩派聯合。由于工作繁重、疲勞，內外矛盾重重，加之天寒地凍，父親累得病倒、發高燒，被送進醫院掛水治療。但住院只幾天，父親又出來繼續工作，連元旦、春節都是在指揮專列上度過的。
1984年曾如清攝于南京軍區總醫院
斗爭風云詭譎，遭受打擊迫害
在兵團工作一段時間后，四位新領導逐步了解到：丁、裴在領導兵團“文革”運動中存在殘酷打擊一大批老干部和基本群眾；組織、策劃、指揮武裝部隊介入地方武斗（丁盛親任總指揮）；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斗群眾等嚴重錯誤。新領導按照葉帥指示的“團結、幫助”方針和黨的組織原則，一方面盡極大努力制止武斗、穩定局勢、促進聯合；另一方面，在兵團黨委常委會、主要領導干部會和個別交談中坦誠地提出了批評意見，希望丁、裴認真檢查并迅速改正錯誤，促進兩派聯合。他們的善意批評卻引起丁、裴等人的反感，遭到有組織的打擊報復。1968年春節后，丁、裴赴北京參加中央解決新疆問題的會議，父親主持兵團黨委日常工作。但丁、裴明里暗里遙控指使其親信勢力采取盯梢、圍攻、竊聽電話、私拆信件、拒發簽署的電報等手段，攪得四位新領導無法正常工作。迫于無奈，他們直接向中央軍委領導反映情況和意見。軍委研究并報中央同意，決定兵團領導班子成員和干部群眾代表一起到北京，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解決問題。1968年3月4日，父親一行同乘空軍專機飛赴北京，開始了長達半年的“馬拉松”會議。這一期間，既有令父親興奮快樂的事，但更多的是令人煩惱的尖銳復雜的黨內斗爭。3月25日，中央領導接見各地代表，由林彪通報楊成武（代總參謀長）、余立金（空軍政委）、傅崇碧（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衛戍區司令員）“反黨集團”問題；周恩來總理和康生、江青、陳伯達、姚文元也講了話；最后，毛主席接見。父親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第一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當晚興奮得通宵未眠。”5月1日記載：“晚天安門放焰火，這是平生難忘的一天。我第一次登上天安門，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二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上天安門和回去時，都靠近我們走過，還見到很多首長。”7月1日記載：“主席、林副主席接見新疆軍區（包括兵團）團以上干部，我們又一次很清楚地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晚上看鋼琴伴奏紅燈記，又很清楚地見到毛主席。”字里行間，當年干部群眾中流行的對毛主席熱愛、崇敬的情感溢于言表，躍然紙上。
會議期間，四位新領導堅持擺事實講道理，把問題和意見擺到桌面上，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曾一度迫使丁、裴作出檢查。但自從黃永勝從廣州軍區司令員升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兼總參謀長后，軍委成立辦事組取代常委會，其成員吳法憲（空軍司令員）、葉群（林彪辦公室主任）、李作鵬（海軍政委）、邱會作（總后勤部長）全是“四野”的人，完全違背黨的“五湖四海”優良用人傳統，他們與丁盛有較深的歷史淵源，情況立即發生了逆轉。丁盛一方面與黃、吳、李、邱密切往來，誣陷四位新領導，密謀進行打擊迫害，并炫耀林彪請其吃飯時的合影照片（黃永勝等還向中央力薦丁盛升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另一方面唆使其親信勢力攻擊四位新領導“反對丁、裴首長”、“陰謀篡權”、“保張仲瀚”、“為石河子反革命案件翻案”等，還逼迫父親交代與葉帥的“黑關系”。四位新領導在困境中據理力爭，開展了艱難的黨內思想斗爭。
在1968年4月11日中央和軍委領導接見新疆軍區和兵團領導干部的會議上，黃、吳、邱按照會前密謀的方案，對四位新領導橫加指責、嚴厲訓斥；江青、康生等也多次粗暴地打斷父親等人的發言，為丁、裴撐腰打氣。比如，當孔瑞云副司令員談到兵團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時，江青多次聲色俱厲地插話說：“我不明白，怎么能把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分開呢？你越說越把我弄糊涂了。”“你們把問題提出來，不要做大報告。”“你把本子合起來，問題就出來了。”當父親談到正確對待“紅二司”觀點的群眾時，康生突然氣勢洶洶地插話說：“什么二司觀點？！二司保武光，砸爛十二條，是錯誤的。武光是大特務，他把王光美介紹到共產黨內來，王光美是國民黨、美國特務。你們應該對武光、張仲瀚有高度的階級義憤，還有后臺就是賀龍。”當孔副司令員談到“不要有派性”時，江青又陰陽怪氣地說：“為什么沒有派性？沒有派性不對，那就是折衷主義！我就有派性，是無產階級派性，張仲瀚、武光是資產階級一派。你的概念都不清楚，還講什么！你們自己打，在這里吵，我聽得頭都裝不下了！我看你們是不顧大局，你們新去的一頭栽進去了！”她還說:“兵團的問題就是根本不顧大局，違背毛主席教導，像不像解放軍？把揪出的敵人、壞人放在一邊，抓住一點什么東西不放，自己在那里吵，使他們養得肥肥的、舒舒服服的。大局就是團結對敵，就是斗全國的走資派、叛徒、特務、里通外國分子、民族敗類、壞蛋！”
江青、康生等人此時關注的“大局”就是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對兵團四位新領導的意見根本不愿聽。當然，他們講話內容更多的是指責王恩茂，對丁、裴在總體肯定的同時也有所批評。比如，邱會作說：“兵團的文化大革命大方向是正確的：（1）從開始就把矛頭對準了張仲瀚；（2）正確地處理了石河子事件；（3）執行捍衛了十二條。錯誤有兩條：一是壓制了不同觀點的群眾；二是參加了地方的武斗。”江青接著說：“不僅介入，而且在背后操縱指揮。共產黨人、人民軍隊，不愛護紅衛兵，自己給自己創造垮臺的條件！兵團的四個同志，你們去的時間不長，不調查研究，不按毛主席思想辦事，一頭栽進去弄不清楚。”
周總理做指示時，從促進兵團班子團結、穩定局勢的大局出發，對雙方都進行了善意的批評。1968年5月4日周總理再次接見時，要求兵團黨委顧全大局，對于一些問題的爭論，雙方都要高姿態檢查自己的錯誤，團結起來，穩定局面，把會議開好，寫個好決議共同執行，搞好兵團的“文革”和生產、戰備。總理還逐個詢問每位同志的意見，當詢問父親意見后，總理說：“兵團還有張仲瀚的余孽，加上陶峙岳的余黨，再加上盲流去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還有勞改犯，要做階級分析。”“新疆與蘇聯接壤，兵團內部還有五六萬少數民族，不能說一點地方主義沒有。面臨著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怎么能與江蘇省軍區、六十七軍、十六軍、二十軍相比？對象不一樣，到了新的社會嘛！不管你們原來當省軍區政委、副軍長，還是當師長的，都要當新社會去研究。”總理的講話完全是善意和擺事實講道理的，但邱會作卻多次插話說：“紀要寫得很平，針對性不夠，沒有角，不尖銳。”“寫決議要旗幟鮮明，經過中央批準就好辦了。”總理在會場上翻看了決議稿，但沒有表態，會后又讓秘書打電話傳達指示：“決議要與四位新領導研究、修改后定稿。”但丁、裴在黃永勝等人的支持下，篡改周總理指示精神，在集體核對記錄時，不顧四位新領導的強烈反對，強行按他們的記錄印發所謂《五·四指示稿》，并對新領導組織圍攻批斗。他們背著四位新領導將兵團黨委決議草案上報后，總理遲遲未批，最后以中央“文革”和軍委辦事組的名義批復。
蒙受政治誣陷，停職“審查歷史”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為人正直坦誠，但面對“文革”尖銳復雜的黨內政治斗爭卻毫無“防人之心”。他在剛到兵團不久的領導干部會議上做自我介紹時，坦然提及自己在紅軍時期曾負傷被俘，在國民黨南昌軍人監獄坐牢的經歷，不料在北京會議期間卻被丁、裴等人加以利用。他們抓住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父親在江西贛南地區打游擊受傷被俘入獄的這段所謂“歷史問題”大做文章。丁、裴還通過長途電話，將在北京獲得的曾如清個人檔案中的有關內容口述傳達到新疆，為他們私自成立的專案組提供調查線索，并公然在派性小報和各種會議上誣蔑曾如清是“叛徒”。1968年9月2日，在黃、吳、邱接見新疆軍區和兵團師以上干部會議上，黃永勝突然宣布“曾如清因歷史問題需要審查，暫不回新疆”。9月5日，軍委辦事組分管干部工作的老鄧和徐剛與父親談話，傳達邱會作指示：“回南京接受組織審查”。他們的意圖非常明顯，首先拿職級最高、資歷最老的曾如清的“歷史問題”開刀，然后將四位新領導逐個徹底打垮。
1968年9月8日，父親懷著沉重的心情返回南京。此后，一方面接受所謂“審查”，一方面參加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由于身心受到嚴重打擊，他數度發病，后經許世友司令員特別批準，住進解放軍125醫院，診斷為肺結核病復發，老慢支引發肺氣腫。1969年1月19日發生嚴重氣胸，動手術插管抽氣。1970年1月，林彪發布1號命令，以“戰備”為借口，將許多軍隊老干部從沿海城市安排到內地三線城市，父親被“發配”到安徽省軍區合肥干休三所，一住就是8年。1973年底，丁盛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后，仍在一些場合講曾如清在新疆如何壞，企圖繼續打擊迫害。1975年4月份，粟裕同志奉鄧小平、葉劍英副主席指示視察華東地區來到安徽時，父親向他匯報了上述情況和擔心再次遭受丁盛政治迫害的顧慮。粟司令員說：不要怕，他是臉上有“金印”的人（意指丁盛是上了林彪“賊船”的人）。但在當時極左思想的影響下，組織重新審查后采取了掛起來的處理辦法（即“查無證據、相信本人陳述”），使父親長期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
1972年曾如清全家合影
平反恢復名譽，終于笑到最后
1978年11月28日至12月30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召開原生產建設兵團（此前兵團已被撤銷建制）三級干部會議，揭批林彪、“四人幫”集團反動路線和丁、裴的錯誤，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對四位新領導所作的斗爭重新做出評價和結論。時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兼農墾總局黨委書記的祁果同志所做的報告指出：“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丁盛就同林彪、黃永勝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歪曲、篡改周總理、葉副主席的指示，推行一條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煽動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內戰，把主要鋒芒對準鄧副主席和賀龍、王震副總理，同時殘酷打擊廣大干部和革命群眾，搞得生產兵團無寧日，自治區無寧日，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新疆軍區副司令員（此前任兵團司令員）張竭誠同志在大會發言中也指出：“丁盛是林彪、四人幫的余黨。丁一到兵團就聲稱，我是林副主席派來兵團奪權的。”“丁盛、裴周玉在兵團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也得到四人幫的庇護和支持。1968年，江青在中央領導接見兵團黨委常委時瘋狂訓斥曾如清、孔瑞云等同志，為丁、裴撐腰壯膽。”“曾如清、孔瑞云、杜海林、朱鐵谷等四位領導同志到兵團工作后，對丁、裴一伙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辦事，破壞十二條，挑動武斗，鎮壓群眾，迫害干部等犯罪行徑作了堅決斗爭。丁、裴一伙恨之入骨，給他們扣上為一·二六反革命事件翻案、為張仲瀚翻案的大帽子，把他們架空，并誣陷曾如清同志是叛徒，朱鐵谷同志是五·一六分子，給孔、杜兩同志也羅織罪名，妄圖一舉打倒。”
自治區黨委《關于原生產建設兵團幾個問題的決議》第五條指出：“1968年5月15日兵團黨委在北京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關于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決議》，惡毒攻擊鄧小平、彭德懷、賀龍同志，污蔑和分裂兵團廣大干部群眾，誹謗兵團四位新領導，叫嚷堅決砸爛公、檢、法，是一個十足的反動文件，現決定予以撤銷。由丁盛、裴周玉及其幫派骨干炮制的所謂五·四指示稿，一并廢除。”也許是迫于形勢的壓力，那位在“文革”中追隨林彪、江青干了許多壞事、并直接“操刀”誣陷迫害父親的原兵團第二政委裴周玉也給父親寄來了一封檢討信，表示懺悔，請求原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中央決定平反歷史上一切冤假錯案。父親于1979年底給新疆黨組織寫了申訴信，時隔不久，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和中共烏魯木齊軍區委員會于1980年1月11日做出《關于曾如清同志的平反決定》，明確指出：“林彪、四人幫一伙篡改的五·四指示稿和炮制的兵團黨委在北京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關于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決議》，中央已經批準撤銷。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曾如清同志在原兵團工作期間所堅持的方向路線是正確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表現是好的。林彪、四人幫一伙以所謂兩翻三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罪名攻擊、批斗曾如清同志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擅自拋出曾如清同志所謂歷史問題，并誣蔑曾如清同志為叛徒，更是明目張膽地對曾如清同志的政治誣陷。為此，現決定，推倒林彪、四人幫一伙強加給曾如清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詞，徹底平反，恢復政治名譽。”后來，經江蘇省委研究并報中央批準，安排父親擔任第四屆江蘇省政協副主席，部隊黨組織也對父親的所謂“歷史問題”重新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這一歷史沉冤才得以徹底解決。
1980年2月，父親與同樣平反復出、恢復了政治名譽的張仲瀚在北京邂逅，是“文革”中新疆兵團復雜的政治斗爭將兩位彼此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的老干部、老紅軍戲劇性地聚到了一起。他們共同目睹了歷史的公正裁決，共同慶賀著黨和人民的偉大勝利！
曾如清終于笑到了最后！
（作者系江蘇警官學院原黨委書記、江蘇省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