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宣
這是一個被定格了的畫面，他身著西裝，左手煙斗，頭戴法蘭西呢帽，風度翩翩，魅力四射。從東京左聯的急切吶喊者，到一襲戎裝的新四軍文化戰士；從八桂大地的戲劇翹楚，到秘密戰線的無畏勇士，他有著太多的傳奇和驚心動魄的故事。每一次轉身，都是那樣華麗和瀟灑；每一個作品的呈現，都是歷史的凝練與記錄。他用智慧創造自己的生活，也創造出曠世傳奇的愛情。他就是杜宣，一個永遠充滿激情的文化戰士。
留學東瀛的他毅然回國抗戰，成為新四軍的一員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國知識青年出國留學都選擇了與中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的日本。當時，日本國內左翼文化運動相當活躍，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著相襲相近的關系。更主要的是日本地理位置較近，費用亦低，且手續簡便，無論有無護照和文憑，買張船票即可踏上赴東瀛的留學之路。
1933年，江西九江人杜宣亦融入了這股東瀛留學潮。不過其時名為桂蒼凌，頗有蒼穹凌云之志。后改名“杜宣”，其調侃釋意為：杜即杜撰，宣乃為言，喻一切皆子虛烏有。杜宣其時20多歲，正值青春勵志之時。抵達東京的杜宣很快便與中國左聯東京分盟取得了聯系。
東京左聯成立于1931年，活躍人物有葉以群、胡風、聶紺弩、丘東平、林煥平、林林等。他們與上海左聯相呼應，辦刊物、寫文章、出叢書，可謂風生水起，影響遠及。刊物即有《東流》《雜文》《新詩歌》。尤其是《雜文》，因常發表魯迅、郭沫若、茅盾、田漢、曹禺等大家文章而名噪一時。《雜文》也因此受到東京警視廳的注意而被警告。根據郭沫若的建議，《雜文》之后易名《質文》。杜宣亦隨之成為易名后的《質文》主編。據林林回憶：“《質文》每期都有郭沫若兩篇到三篇文章，體裁多樣，頁數比《雜文》多兩倍。有小說、歷史小說、評論、書簡、回憶錄。”
《質文》雜志
杜宣回國是在抗戰爆發后的1937年。身臨其境的杜宣充分感受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與野心。當民族危難、家園破碎之時，杜宣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回國抗戰。杜宣一腔報國熱情，但對國內情勢并不了解。他循著心中的唯一亮光，渴望前往陜北高原的延安。此前，擔任中共東京支部書記的林基路先杜宣回國，并函致與他，稱將與周揚夫婦等由上海去延安，盼能與他在延安回合。而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擔任博古秘書的陳家康亦寫信約杜宣在武漢一晤。為此，杜宣經上海、九江，溯江而上，進抵武漢。希望通過陳家康設法解決去延安的問題。
見到風塵仆仆趕抵漢口的杜宣，陳家康說：“到延安是沒有問題的。你可先住下休息幾天，感受一下武漢的抗戰氛圍，再擇機前行。”杜宣遂在武漢小住，聞知東京大學時有同窗之誼的吳曉邦亦在武漢，即刻前往拜訪。作為中國現代舞的開山人物，吳曉邦此時是作為上海救亡演劇隊的成員前來武漢進行抗戰文藝宣傳的。突然見到杜宣，吳曉邦不免驚喜。他們相談甚歡。杜宣以后回憶說：“他邀我參加新成立的拓荒劇團，說這劇團是第二戰區辦的，要去西北，目的地也是延安。從曉邦那里又遇見了韋布，他倆都是我留日同學。韋布和我在北京一道搞過戲劇活動。我在拓荒劇團中遇見周德佑、田沖、胡丹沸等同志，都是一批熱血青年，他們十分熱情歡迎我參加。”杜宣不免心動。畢竟都是抗戰，何況還有這么多熟悉的同學在一起。但這一計劃很快便因為與另一位故交的晤面而發生改變。這位故交便是陳同生。杜宣說：“我忽然收到陳同生的條子，說他住在陽翰笙家，要速謀一晤。我看見這條子，真是喜出望外，因我一直想見到同生。我六月間回國時，聽說他關在南京監獄中，本來打算去探望他的，后來聽說他已出獄去延安了，想不到他卻在武漢，我立即去找了他。”
又是一次愉快的見面。杜宣與陳同生談了很多。當得知杜宣欲往延安時，陳同生對他說：“延安不要去了，到新四軍去。”繼之，陳同生介紹了新四軍成立的情況，并告知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正在武漢招集人才組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可以一去。陳同生認為杜宣很適合在戰地服務團工作，并告訴他自己亦將加入新四軍。陳同生談話間溢于言表的信心與激情深深感染了杜宣。他當即表態只要抗戰需要，愿著戎裝，馳騁戰場。次日，陳同生便帶著杜宣與李一氓見面。李一氓此前是上海左聯中人，對杜宣在東京左聯的活動有所了解。他非常高興和歡迎杜宣加入新四軍，同時希望杜宣能多找些文藝界的朋友加入新四軍。杜宣自然便想到了吳曉邦。正是在杜宣的動員下，吳曉邦改變了加入拓荒劇團的計劃，成為新四軍中的一員，也為他豐富的人生經歷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數日后，杜宣與吳曉邦等一行乘輪船到九江，再改乘南潯鐵路火車到南昌新四軍軍部報到。這時軍政治部尚未成立，由副參謀長周子昆代為主持服務團工作。周子昆向杜宣、吳曉邦一行交代了服務團的工作內容，有演戲、唱歌、辦壁報、寫標語、出油印報外，還要做組織群眾的工作，必要時還要做戰場的救護工作。當時，軍部設在南昌市內三眼井原保皇黨領袖人物張勛的花園公館。杜宣從頻繁的人員進出中感受到了一種緊張的氛圍。在這種氛圍的裹挾下，他很快便進入工作狀態。杜宣與大家一起領了軍裝。穿戴整齊后，彼此相互欣賞，十分興奮，儼然一名真正的軍人。
戰地服務團的短暫經歷
1938年，抗戰進入了第二個年頭。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已匯集眾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學生。新年伊始，為了向社會展示和擴大影響，軍部決定戰地服務團組織一場公演。杜宣他們隨即忙碌起來。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全國各地都充滿了激動人心的誓死抗敵的悲壯情緒，一切藝術的內容都是為了團結抗日。但是作家都在斗爭之中，沒有時間來精雕細刻。”最后他們選了三個獨幕劇，加上吳曉邦的兩個舞蹈，作為第一次公演的節目。吳曉邦的舞蹈比較成熟，而三個獨幕劇卻頗費精力。其中一個由李增援編劇的《一家人》，竟由杜宣執導。這是他第一次充當如此角色。環境的逼迫和任務的要求，將戰地服務團每一個人的潛能都充分地釋放出來。公演在南昌市警察大禮堂舉行。當晚，杜宣根據周子昆的要求，代表服務團向觀眾做簡單講話。在幕前的聚光燈下，杜宣介紹了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是抗戰的宣傳隊，希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與友軍合作，與社會各階層合作，將抗戰進行到底。杜宣繼之稱，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將以公演的形式正式向社會亮相。公演非常成功，觀眾掌聲熱烈，贊不絕口，連稱：“新四軍中真有人才。”
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劇照
戰地服務團人員陸續抵達南昌，總人數已達百人。軍部宣布由朱克靖任團長，從延安來的胡明與杜宣分任秘書。胡明管行政總務和組織工作；杜宣管宣傳文藝工作。服務團一邊學習訓練，一邊宣傳演出。在南昌街頭，人們經常看到一些身穿灰色粗布軍裝、佩戴“抗敵”臂章的年輕人，他們有的刷標語、貼漫畫，有的演出活報劇，還有的教唱革命歌曲或發表演講。在南昌各種文藝團體和宣傳隊中，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名氣很大，十分顯眼。當時的南昌可謂是一個充滿抗戰激情的城市，杜宣與他的戰友們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為這座城市注入活力。
1938年四五月間，軍部與戰地服務團陸續開拔皖南。而作為戰地服務團的早期成員杜宣則未能隨之前行。杜宣以一句話作了說明：“我因工作調動，沒有去皖南。”在這開辟新的戰場并急需大量人才之時，杜宣緣何調動？調至何處？因資料匱乏而一時無法解讀。總之，杜宣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的這段經歷即此戛然而止。
活躍于西南敵后文化城進步戲劇界
當杜宣再次進入我們視線的時候，已經有了時間和空間的巨大轉化。那是1940年初春的西南桂林。
這時的桂林已經有了一個特別的稱呼：敵后文化城。自廣州、武漢淪陷后，大批文化人相繼撤到桂林，開辟了新的抗日文化戰場。中共在桂林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郭沫若率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部分工作人員亦抵達桂林。夏衍任總編的《救亡日報》從廣州遷至桂林復刊。這些重大事件及活動不斷吸引著大量文化人向桂林集結。據統計，抗戰時期遷到桂林的文化團體有數十個。文化人數以千計，其中聞名全國的就有兩百多人，如郭沫若、李四光、柳亞子、茅盾、夏衍、田漢、巴金、歐陽予倩、陶行知、范長江、徐悲鴻、張曙、千家駒、薛暮橋、梁漱溟等。他們之中包括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畫家、新聞工作者、科學家、學者、教授等，著名的文人、學者之多，一時期超過了全國任何一個城市。抗戰的文化活動在桂林蓬勃開展，蔚為大觀。戲劇活動更是豐富多彩，成為桂林“文化城”的一大特色。
杜宣在這樣的背景下抵達桂林，自然是有特殊使命的。杜宣成為眾多云集桂林的文化人之一。為了對傳統桂劇進行改造，引導其成為抗戰文藝宣傳的有效形式，杜宣常常協助時任廣西藝術館負責人歐陽予倩“審看”桂劇傳統劇目。幾乎每晚都要看幾個折子戲，為桂劇改革做準備。杜宣此前在戰地服務團主要以廣場宣傳為主，習慣于轟轟烈烈、激情四射的形式，與當下每天在小劇場靜心看戲反差甚大，難以習慣。一天，他與時在桂林的著名劇作家田漢談及此話題。田漢聞知大笑，并賦詩一首以作調侃：
“讀書學劍不成歡，且向榕城作看官。金鳳玲瓏飛燕好，周郎從此做人難。”
詩中所提金鳳、飛燕，分別是藝名“小金鳳”的尹羲女士和藝名“小飛燕”的方昭媛女士，兩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桂劇青年演員。
杜宣開始活躍于桂林進步戲劇界，創作劇本，發表劇評，參與創作座談。當時，桂林劇壇很多活動都有他的身影。在郭沫若、陽翰笙等主持召開的“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上，杜宣的名字與胡風、老舍、茅盾、洪深、石凌鶴、姚蓬子、馬彥祥等同時見諸報端。杜宣還與焦菊隱、歐陽予倩、夏衍、孟超等應邀參加洪深的《包得行》與宋之的、老舍的《國家至上》演出座談以及有田漢、柳亞子、茅盾、于伶、安娥、蔡楚生等參加的“歷史劇問題座談”等。這年底，由田漢、洪深主編的《戲劇春秋》創刊。杜宣應邀擔任該雜志編輯。
新中國劇社社友聯誼會會刊創刊號，由田漢、瞿白音、杜宣領導
《戲劇春秋》是當時進步戲劇界的一個重要平臺，刊物內容有：整理介紹適合抗戰需要的戲劇理論；對劇作展開批評與介紹；發表各種戲劇劇本，特別是短小精悍能教育群眾起來堅持抗戰的作品；報道戲劇工作者的活動。正是通過杜宣的編輯，郭沫若的《高漸離》、田漢的《岳飛》、夏衍的《冬夜》、洪深的《回到祖國》、歐陽予倩的《戰地鴛鴦》等劇本在《戲劇春秋》陸續發表，同時還有舒非、瞿白音、曹葆華、章泯、沙蒙等人翻譯的外國戲劇理論文章。杜宣及其同行的努力，為后人梳理中國抗戰戲劇發展史積累了很多資料。
桂林城的文化盛況由于皖南事變的爆發而出現轉折。面對險惡局面，大批進步文化人撤離桂林前往香港、重慶等地。而杜宣則臨危受命，堅守桂林，與許秉鐸、嚴恭、石聯星等人組建一個以職業劇團面貌出現的民間劇社，即“新中國劇社”。這是一個在異常艱難的困境中堅守桂林的左翼戲劇陣地，也是中共領導的西南地區第一個職業劇社，曾得到周恩來的高度關注和支持。10月,劇社首演由杜宣執導、陳白塵創作的《大地回春》。繼之，又有杜宣創作的《英雄的插曲》和組曲《南山之什》與觀眾見面。新中國劇社仿佛火種，逐步燃燒，火焰升騰。已在衡山的田漢被其吸引，竟率全家重返桂林，給予支持。他創作五幕話劇《秋聲賦》在劇社公演，引起轟動。連演七天，盛況空前。田漢十分興奮，賦詩一首以示杜宣：
“門牙打落血猶鮮，錯節盤根見杜宣，終于風雨雞鳴日，唱出秋聲賦一篇。”
新中國劇社終于在金色之秋，收獲累累成果。次年，劇社帶著話劇《欽差大臣》《大雷雨》和《風雨歸舟》先后赴衡陽、湘潭、長沙等地巡演。其間又排演了曹禺的《蛻變》、洪深的《黃白丹青》、阿英的《海國英雄》及《復活》等劇。年底，杜宣率劇社返回桂林并參加了田漢、歐陽予倩等主持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杜宣與新中國劇社的影響力在同步增加。同時，也給他帶來危險。
1943年的一天，杜宣正在市郊觀音山寓所寫作。室外天氣突變，一場大雨傾盆而瀉。一位年輕人濕漉漉地敲開杜宣的家門，急切地對杜宣說：“趕緊離開，特務馬上就要來抓你。”看著這一陌生面孔，杜宣將信將疑。他不動聲色地問：“我只是個寫劇本的，抓我干啥？”那人說，“你是進步文人，我看過你的好多作品。知道你。我有一個親戚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任文書，他正在抄寫逮捕你的密令和地址，被我看到了。我就是照那地址來的。”杜宣仍舊遲疑。年輕人說：“沒時間了，信不信由你了。”說完便匆匆而去。杜宣不由警覺起來。為防萬一，他立刻離開寓所找地方暫避。路遇同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胡希明。胡希明原在西北軍中工作，后輾轉到延安，又被派來桂林以白虹書店為掩護做統戰工作，經田漢介紹與杜宣相識，后來成為李濟深為主任的軍委會桂林辦公廳的高參。他也正是看到對杜宣的逮捕令后前來通知杜宣轉移的。杜宣事后十分感慨，是進步戲劇救了他的命。周恩來在重慶得知杜宣身處險境時，立刻致電桂林“八辦”，要求通知杜宣盡快撤離桂林前往重慶。在軍警特務拿著逮捕令、層層封鎖交通要道的情況下，杜宣安全離開桂林是很困難的。最后，經過著名學者陳翰笙出面，找到塔斯社駐中國總社副社長羅米里諾斯基，請他將杜宣帶出險境。因他正準備從桂林回重慶，杜宣便裝扮成羅米里諾斯基的翻譯一路同行，最終順利抵達重慶。
杜宣在重慶時間不長，便根據周恩來的安排前往昆明創辦《群報》并擔任總編，以此為陣地，宣傳抗戰。茅盾的《蘇聯游記》就曾在《群報》上連載。后來，杜宣又擔任《評論報》總編。
杜宣與葉露茜的坎坷情路與情感歸宿
杜宣前往昆明工作，雖有“顛沛流離”之狀，幸運的是有一位佳人與他相伴而行。漫漫之路便有了一種特別的情愫與溫暖。這位佳人便是著名影劇明星葉露茜。
葉露茜的名字是和上世紀30年代左翼戲劇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1934年，她在南洋高級商業學校讀書時，就參加了“左翼劇聯”的業余演劇活動。同時，她又是我國女子籃球運動初創期的著名運動員。1935年，葉露茜成為上海左翼劇聯領導下的業余實驗劇團和業余劇人協會的主要演員。次年，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在上海卡爾登戲院演出《大雷雨》，葉露茜的大幅照片被陳列在劇院前廳。當時她才18歲。繼之，葉露茜又參加演出的了《欽差大臣》和《武則天》等劇目。這些都在中國話劇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記。抗戰爆發后，葉露茜參加了抗敵演劇三隊，溯長江而上。在武漢，她參加了陽翰笙的《塞上風云》、于伶的《夜光杯》和田漢的《最后勝利》等劇目的演出，并隨劇團一路演出到重慶，成為大后方抗敵演劇活動的活躍者和著名劇人。
杜宣（右）與葉露茜（中 ）訪桂林
此前，葉露茜與趙丹結為伉儷。他們由沈鈞儒證婚，在杭州六和塔下與唐納、藍萍等三對新人的合影經媒體披露，轟動一時。1939年秋,趙丹一行在新疆遭當地軍閥盛世才拘捕入獄。葉露茜聞知后急赴新疆營救。她以女性的堅毅，在新疆苦苦支撐四年。當時，信息閉塞，無法得知真實情況。當傳出趙丹遇難的消息后，極度失望的她，萬念俱灰，無奈返回內地，抵達重慶。也許是天意，也許是緣分，內心傷痕累累的葉露茜在重慶相遇杜宣。葉露茜因參加中國藝術劇團工作，自然會與杜宣有較多接觸。杜宣作為趙丹的朋友，得知葉露茜的情況后，責無旁貸地挺身而出，擔負起照顧葉露茜的責任。杜宣經歷了一次人生險境，避難來到重慶；葉露茜經歷了一場巨大傷痛，落寞抵達重慶。從惺惺相惜中，他們感受到了一種心底的共通共鳴。之后，事情的發展便顯得順理成章了。他們日久生情，彼此仿佛都有一種依戀。對葉露茜來說，曾經冷卻的心又重新溫暖起來。當時，杜宣住一位老同學家中，葉露茜則住在劇場后臺的小閣樓上。葉露茜常到杜宣的住處看他。杜宣則返送她回劇場。他們踏著夜色，沿著嘉陵江那延伸的堤岸緩步而行，感情亦由此升華。杜宣亦有過一段婚史，其前妻蔣宛茹是當年吳淞中國公學的同學，后一起去了日本，卻因感情不和離異。
根據組織的安排，杜宣將離開重慶前往昆明工作。而這時的杜宣與葉露茜顯然已經覺得與對方須臾不能分離。經向中共南方局請示，最終葉露茜得以批準與杜宣同往昆明。美麗的昆明見證了杜宣與葉露茜的愛情。他們在風光旖旎的翠湖邊租了一座四合院居住下來。繼之，約三兩好友在金碧路上的一家小餐館里相聚。席間，杜宣與葉露茜宣布了他們的婚事。新婚不久，杜宣便從報社被調往華東沿海工作。卿卿我我與革命工作，孰輕孰重？他們是知道的。分別雖然傷感，葉露茜的笑容和著淚水，但他們還是在深情相擁中，在他日相逢的期盼中默然而別。
不久，桂林新中國劇社的一批成員隨著黔桂大撤退抵達昆明，杜宣家則成了劇社的活動場所。葉露茜為夫君承擔了招待劇社同仁的任務，為大家做飯，成了照顧大家的家庭主婦。田漢為此曾寫一首《贈露茜》詩：“轉戰歸來氣為疲，春風吹起草離離。蓬頭粗服紅花巷，爭羨新人葉露茜。”表達了劇社同仁對葉露茜由衷的贊譽。
雖然杜宣不在身邊，葉露茜不免寂寞，但有劇社同仁常相往來，頗感欣慰，并已逐步適應了這樣的生活。然而，突然有一天，這樣平靜的生活被打亂。那就是趙丹奇跡般的平安歸來。在獄中，妻子一直是支撐趙丹的信念，然而現實卻是如此的殘酷。當得知朝思暮想的妻子已經改嫁時，趙丹痛不欲生，急赴昆明。見面是尷尬的，物是人非，趙丹希望葉露茜能重回他身邊。然而葉露茜已經懷有杜宣的孩子，她認為這樣離開對杜宣是不公平的，也是傷害。她不愿意再毀掉一個家庭。趙丹見事已至此，便不再勉強。他長嘆一聲：“一句謠傳，害得我妻離子散。”這段痛楚的情感，在趙丹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長期精神苦悶，直到黃宗英的出現，趙丹孤獨的心才有了新的歸宿。
杜宣、葉露茜、趙丹這樣的愛情故事，似乎是電影中的情節，但卻在生活中真實呈現，并演繹得如此凄美。作為當事人的杜宣肯定會有尷尬與壓力。特別是趙丹的明星身份與他磨難后所遭遇的同情，讓社會輿論的天平不免傾斜。但杜宣與葉露茜似乎從來沒有向人們訴說過那種內心歷程，人們無從得知，他們當時如何跨越道德世俗與情感羈絆，最終結合，生兒育女，執手相伴，并恩愛百年。但我們堅信，情感的力量是偉大的，其驅動力也是無限的。
“杜宣不但創造出經典的藝術作品，同時也創造出曠世傳奇的愛情。同樣，不但有才華創作作品；同樣，他也有智慧創造生活。”其后人如是評說，遣詞藝術，表達到位，也令今人信服。
他們相濡以沫，共度一生。當愛妻遠逝以后，杜宣魂牽夢繞，深情難忘。在以《憶露茜》為題的篇什中，那種如泣如訴的強烈感情便不免奔瀉而出：“每逢忌日心如絞，獨對遺容淚雨飛。一去不回何太忍，重門未掩待君歸。”在這首詩里，作者一點也不掩飾自己對亡妻的思念之情，卻又巧妙地通過逝者猶生的幻覺方式表達出來，因此顯得特別委婉深沉和催人淚下。
鮮為人知的密戰經歷
抗戰時期，杜宣的工作經歷是跳躍的、神秘的、充滿傳奇的。僅從現有所公開的資料以及當事人的零碎回憶，是無法詳細復原和鋪呈杜宣那重要人生軌跡的。唯有從散落零星的歷史記載中去發現。雖然是碎片般的提取，但已逐步拼接出一幅幅蕩氣回腸的畫面，一斑窺豹，還原一個傳奇的杜宣。
杜宣屬于中共南方局領導。應該說周恩來是了解并關心杜宣的。也許是為了照顧新婚不久即別妻遠行的杜宣，當年底周恩來就將杜宣調回昆明。在昆明駐華美軍總部，參與抗擊法西斯國際同盟方面的工作。這是一個全新的戰場，對杜宣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也許正是因為這段經歷，成為建國后杜宣從事對外友協工作的緣起。
當時，為了支持中國抗戰，中印緬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考慮建立援華物資運輸線。除了著名的滇緬公路線外，是否還可以開辟出一條海上運輸通道。于是，史迪威派出兩名美軍情報人員順東海沿線秘密考察。參與這一機密工作的中方人員即為杜宣。正是他帶著兩名美軍情報人員，從昆明出發，途經福建、深入浙江腹地，沖破了日軍層層封鎖線，最后安然抵達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軍蘇浙軍區粟裕部，并繪制出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據點選擇圖以及詳細分析情報。雖然這條戰線以后未能開辟，但此項工作過程險象環生，驚心動魄。遺憾的是，在杜宣的作品與回憶文章中幾乎未有提及，令充滿期待的人們多少有些失望與困惑。也許就是因為這屬于秘密戰線的工作，杜宣這些獨特的驚心動魄的歷史細節，將被掩埋而成為千古之謎。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杜宣坐著美軍飛機直降香港與廣州兩地，參加與日軍談判受降的有關事宜。這段特殊經歷也成為中國作家里直接目擊二戰結束談判全過程的唯一見證人。之后，杜宣奉命抵香港，創辦大千印刷出版社，并任社長。其間，他邀在香港的著名作家戴望舒來出版社工作，并同住香港半山蘭塘道。兩人過從甚密，常往荷里活道舊書店購書。一次，戴望舒在淘書中偶然發現杜宣一直想要的上海涵芬樓影印明萬歷刻本《紀錄匯編》，他立刻代購送與杜宣，令杜宣喜出望外。杜宣與戴望舒的交往也成為一段文人佳話。
杜宣以后奉命回內地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時在北京的杜宣奉李克農的指示，參加南下工作團。這是中央組織的一個龐大的準備接管上海的組織。杜宣的任務是接管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東方經濟研究所”及其附屬機構。這似乎很平淡的工作背后，卻有著異常尖銳復雜的斗爭。當年與杜宣同在接收工作團的王征明在其以《輕騎寶劍 燁燁文章》的回憶文章中，再現了杜宣的一段傳奇。在王征明的第一印象中，杜宣“相貌英俊，談吐文雅，一派學者風度，且思維敏銳，沉穩干練，對敵斗爭經驗十分豐富。可是在此之前，我還只知道他是我黨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繼之，王征明以“策反國民黨保密局要員，只身赴港追回珍貴圖書七萬冊”為題，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精彩歷史。
國民黨的“東方經濟研究所”位于上海愚園路，為高級花園建筑，是原偽保密局系統的一個龐大機構。其所長鄧葆光在日本投降后，一度曾是深受蔣介石與戴笠重用的軍統少將。該所圖書館所藏的一大批圖書，是日本投降后鄧葆光任逆產組組長時，從日本滿鐵株式會社上海辦事處與大漢奸周佛海、梁鴻志的藏書庫接收來的。解放軍入城后，“東方經濟研究所”已人去樓空，大批圖書等重要物件亦不見蹤影。在追尋鄧葆光和這批圖書下落的過程中，軍管會同志很快就發現了一個與鄧葆光關系十分密切的交際花吳某。根據揚帆的指示，由杜宣與王征明一起，以軍管會和公安部的名義找吳某談話。吳某態度尚好，愿意配合工作。通過與吳某的談話，杜宣與王征明得知，自戴笠死后，鄧葆光在軍統內部并無基礎，還受到保密局長毛人鳳的排斥。因此，鄧早有脫離軍統的傾向。
1949年春節期間蔣介石下野后，毛人鳳到上海布置所謂“應變”事宜，曾督飭鄧葆光將一大批漢奸的珠寶等貴重逆產和“東方經濟研究所”的珍貴圖書資料盡快搶運到臺灣。鄧葆光一面做出“搶運”的姿態，一面卻留了一手。他從“東方經濟研究所”的大批藏書中精心挑選了最珍貴的古籍善本等約七萬冊，分裝一百多個大箱，通過陶希圣的關系，在這批箱子上貼上‘中華印刷廠’的標簽，混在該廠運港器材中，悄悄地運到了香港，存放在兩環招商局的水安倉庫里。
事情有了重大轉機。經動員吳某與鄧葆光書信聯系，很快成功地爭取了鄧葆光秘密歸來。后來，潘漢年派鄧葆光重回香港從事秘密工作。不料，其在港遭國民黨特務襲擊，差點喪命。鄧葆光回上海治療時，將存放在香港永安倉庫的一百多箱圖書的棧單交給了上海市公安部門。杜宣聞知后主動請纓赴香港去追回這批重要圖書。當時臺灣國民黨特務的觸角已伸到香港，暗殺事件時有發生。杜宣孤身赴港，以勇氣與智慧，圓滿完成任務。王征明說：“到香港后，經過一番仔細周到的工作，在他的親自主持操辦之下，這批珍貴的圖書資料平安運到了北京，按中央領導的指示，交給了北京圖書館。此事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表揚。”王征明特別強調了在杜宣前往香港時“正值香港特務橫行，且鄧葆光遭暗殺不久，形勢十分兇險。”杜宣此舉不免令人肅然起敬。為此，王征明特別寫有四言詩感嘆其殊勇可嘉：
“解放上海，密戰先鋒。單騎赴港，大智大勇。七萬藏書，完璧運京。總理嘉許，孤膽奇功。”
杜宣的經歷是傳奇的。他是一位作家，文化人，新四軍文化戰士，但他又是秘密戰線中的勇士。在上海國家安全局，杜宣題寫的“劍”字，蒼勁有力，寓意深刻。杜宣晚年曾有詩句：
“半生蹤跡浮滄海，一片愚誠唱赤旗。縱有繁霜摧兩鬢，更磨利劍擊蒼鷹。”
“浮滄海”、“唱赤旗”、“摧兩鬢”、“擊蒼鷹”，可謂概括了杜宣跌宕起伏、絢麗多姿的傳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