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章央芬（左三）與王雨田（左一）、崔義田（左二）、王聿先（左四）、沈其震（左五）、宮乃泉（左六）合影
為參加新四軍而放棄畢業文憑
1914年8月，章央芬生于江蘇無錫。祖父時還是小康之家，但到父親時卻家道中落，加之父親離家出走，六個孩子全靠母親一人拉扯長大。盡管生活艱辛，三餐半饑半飽，但母親堅持讓六個孩子進學校讀書。在章央芬第一次進小學讀書時，因一時拿不出兩塊銀元的學費而推遲一年入學。母親節衣縮食，終于湊夠了學費。章氏兄妹個個刻苦學習，得到了優等生獎學金的資助。就這樣，章氏兄妹六人除長兄外，其余五人都讀完了大學。母親的堅強、聰慧、開明在章央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章央芬初中畢業后，考取了蘇州省立女子高級師范學校女中。“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學校成立了學生會，章央芬任學生會主席，羅瓊任糾察隊隊長（新中國成立后羅瓊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組織學生示威游行，并到南京請愿，強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讓章央芬徹底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真實面目，并從此決心學真本領，為中國抗戰出力。1932年秋，章央芬離開蘇州女師，考入上海醫學院。
在考取上海醫學院之前，章央芬沒有學過英語，也沒有做實驗。而上海醫學院的課程全部是用英語教學，又有大量的實驗。一時間，章央芬手足無措，難以適應，以致班主任要她休學一年，補習英語。章央芬堅定地說：“不，我不能休學，也不能留級。我要快快畢業，好早上抗日戰場，去救國。”章央芬的抗日熱情感染了老師，同意她留下來繼續學習。章央芬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每天學習十五六個小時，實驗做不好就反復做。期末考試后，老師和同學們無不驚訝：章央芬的成績全部及格。
1937年讀完5年大學課程，章央芬到南京中央醫院當實習醫生。“八一三”事變后，中央醫院改為傷兵醫院，一批一批傷兵送到這里。工作雖然十分勞累，但章央芬感到實現了學醫抗日的理想，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日軍的鐵蹄沿長江西進，逼近南京。10月，章央芬隨中央醫院撤到武漢。
在武漢，章央芬的同學吳之理在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他歡迎有志抗日的青年醫生參加新四軍。而章央芬對蔣介石政府的所謂抗日早已失望，對國民黨軍醫系統的腐敗也深惡痛絕，她深信在新四軍中一定可以有所作為，下定決心與吳之理一起參加新四軍。當章央芬向中央醫院的院長提出要參加新四軍，上前線抗日時，這位院長竟一口拒絕。他生硬地說：“不！你不能去。新四軍是共產黨的軍隊。如果你去，以后就別想拿到畢業文憑。”章央芬的態度非常堅決，她干脆地回答：“國難當頭，一張文憑有什么用？我不要了。院長，再見！”說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1938年1月底，章央芬和吳之理從長沙乘火車到了南昌。那時正是數九寒天，他們在火車上手腳都凍僵了。但到了南昌新四軍軍部籌備處后，見到了沈其震、宮乃泉，還有上海醫學院的兩個同班同學戎和卿、鄭乃光，一下子又感到無比溫暖。7月，章央芬隨軍部到達安徽涇縣云嶺。
1941年12月29日，吳之理與章央芬結婚照
一名小戰士帶來的思想震撼
章央芬參加新四軍的最初目的就是不當亡國奴，走向戰場，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然而，在她加入新四軍后，一系列人與事，使章央芬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那時，軍醫處只有六七個醫生，人手少，常常忙不過來。軍部便給每位醫生派來一名戰士做幫手。來給章央芬幫忙的是一位小戰士，叫陳紹善，只有12歲。可從外表看起來，又瘦又小，像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雖然年齡小，長得小，但聰明伶俐，手腳勤快，什么活兒一看就會。
每天起床號一響，小陳就參加早操。早飯后，他把裝有爐子、水壺、消毒鍋、換藥器械的擔子挑到門診部。接著，燒開水，消毒器械，打掃衛生，把一天的準備工作做好。門診開始后，幫助維持秩序，攙扶病人，有時還幫病人綁繃帶。他雖然還是個孩子，但工作認真、態度誠懇、待人熱心。每到晚上，他還要章央芬教他一點醫務常識，說要多學點本領為抗日救國出力。章央芬和醫院的病人都喜歡這個勤勞聰明的小戰士。
然而，在相處過程中，章央芬總覺得小戰士與她之間有著一層說不清的隔閡，好像是有意保持距離。他稱指導員“同志”，卻稱章央芬為“章醫官”。那時，“同志”是最光榮、最親切的稱呼。
直到一個月后，這一情況才發生變化。一天晚上，陳紹善忽然特別親切地對章央芬叫了一聲“章同志”，并說：“以后我也叫你‘同志’，好嗎？”章央芬立即說，那我太高興了。可心中卻十分詫異，他為什么突然改口了？陳紹善說：“今天指導員給我們上課，說你們這些醫生都是好人，都是放棄了大城市的好日子，到這里和我們一同吃苦、打鬼子的。這一個月，我看你天天給同志們看病，晚上還看書到深夜，和我過去看到的那些國民黨的官兒不一樣。”他還說：“我家是佃農，父親給紅軍送信讓國民黨殺了。他們還把我抓去當勤務兵，我每天挨打受罵，幸虧周子昆參謀長救了我，我才參加了新四軍。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革命的隊伍，是真正抗日的隊伍。”
小戰士的一番話，讓章央芬大吃一驚。她想起自己參加新四軍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國的熱情，對共產黨、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知之甚少。而眼前的這名還是個大孩子的戰士卻懂得這么多道理。陳紹善的一席話，讓章央芬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小陳患有慢性瘧疾，一兩個月總要發作一次，同時伴有重度貧血，肚子里有一個大痞塊。章央芬看到他發育不良的樣子，就用自己的津貼買了雞蛋給他吃。章央芬發現他并沒有吃，而是把雞蛋送給了醫院重傷的戰士。章央芬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他說：“我過去吃不飽飯才不長個子，現在吃得飽飽的，有點小病怕啥子，我會慢慢好起來的。”他還說：“共產黨不為自己謀私利，一心為勞苦大眾。新四軍愛護老百姓，老百姓擁護新四軍，軍民團結一條心，就一定能打敗鬼子兵。”章央芬聽了，心里暖暖的，感到又上了生動的一課。
后來，章央芬隨部隊開拔到敵后打游擊，就與小陳分開了，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這是一位極為普通的新四軍小戰士，卻成了章央芬人生道路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啟蒙者。
給史沫特萊當翻譯
1938年10月，著名的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來到云嶺，她是以紅十字會記者名義來新四軍采訪的。史沫特萊不大會說中國話，而當時云嶺會說英語的人又很少。軍部領導經過再三挑選，決定讓章央芬做史沫特萊在云嶺的翻譯。
剛剛見到史沫特萊時，給章央芬的印象是：高高的個子，金黃色的短發，四十八九歲的她在年輕的章央芬眼里，感覺已是一個老太太。她的行李很簡單，一臺打字機卻時刻不離手。她對章央芬說：“這個打字機是我的寶貝，就像你們醫生的聽筒、手術刀一樣重要。”
為了便于聯系，軍部領導將史沫特萊安排在醫院宿舍，章央芬與她相鄰而居。幾天相處下來，章央芬感到這個“老太太”工作起來竟是不知疲倦。她白天不停地采訪，夜晚整理資料，經常徹夜不眠地寫作。在采訪活動中，她又看、又問、又記，非常認真，把事實弄得清清楚楚。她將采訪來的內容有的整理成新聞，有的寫成專題報道，定期寄給英國《曼徹斯特衛報》、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以及美國的一些進步報刊，從不同角度介紹新四軍的戰況、英雄事跡和戰士們的部隊生活。
史沫特萊對章央芬說，寫文章既要反映真實情況，又要讓報紙能夠刊登出來，所以對文字要反復斟酌。有時白天采訪結束后，章央芬就到醫院繼續工作，史沫特萊就在房間里整理采訪材料，常常工作到深夜。作為醫生，章央芬總是提醒她要勞逸結合，不要累病了。史沫特萊有胃病，經常因為過度勞累而犯病。章央芬就勸她：“已經不年輕了，不能總是日以繼夜地工作。”史沫特萊說：“每當我向國外或國民黨統治區發去一篇報道，感到就像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因為，我能使全世界正義的人們知道在這里正在進行艱苦的斗爭，知道你們正在卓有成效地打擊日本侵略者。他們都會來支援你們。我做了這樣的事，心里特別愉快。”
史沫特萊不僅從輿論上聲援中國抗戰，而且積極爭取來自各方的物質援助，在云嶺期間她還主動參與救治傷員。由于她的住地靠近醫院，經常看到一批批從前線下來的傷員被送進醫院。只要遇到這樣的場景，史沫特萊就會主動參加搶救工作，給傷員解繃帶、換血衣、喂水喂飯，還幫護士給傷員換藥、喂藥。連給傷員端尿盆的事情她也搶著做，即使在很冷的冬天，她也忙得滿頭是汗。章央芬覺得搶救傷員的工作又臟又累，勸她不要去。她卻生氣地說：“你們都能為前線抗日戰士服務，為什么要剝奪我的這個權利？” 這種國際主義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章醫生。一個外國人尚且這樣不遺余力地幫助中國抗戰，作為中國的一個知識女性，還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心地參加抗戰呢？
有一次，章央芬陪同史沫特萊到云嶺附近的一支國民黨軍隊采訪，受到了隆重接待。然而，當她看到軍官的奢靡享樂、士兵的庸懶散漫和豐盛的晚宴時，史沫特萊氣憤地說，這樣的氛圍和中國的抗戰太不相稱了。國民黨在重慶是這樣，想不到在前線也是這樣。官太太們的珠光寶氣和你們身上的舊軍衣真是鮮明的對照。國民黨的軍隊和共產黨的軍隊有著天壤之別。她還對章央芬說：“章大夫，你的路走對了。”
史沫特萊個性鮮明，感情豐富，性格率真。她看見章央芬總是戴著口罩，便開玩笑地說：“章大夫身上長了一個口罩。”相處的時間長了，她們漸漸無話不談。有一天晚上，她喝一點酒，給章央芬講了她的人生經歷。章央芬了解到她出生在美國的一個工人家庭，兄弟姐妹五六個。父親是礦工，母親是家庭婦女。父親經常酗酒，喝醉了就打母親。史沫特萊個性倔強，就阻止父親，所以也經常挨打。她十五六歲的時候離家出走。雖然沒有上過正規的大學，但她聰明執著，靠自己的努力成了著名的記者。她喝了酒什么都講，講到傷心的時候就哭起來，講到高興的時候就笑起來，還要拉著章央芬跳舞。
她們互相學習、互相感染與影響，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在與章央芬朝夕相處11個月后，史沫特萊離開了云嶺。此后章央芬再也沒有見過她。在史沫特萊寫的回憶錄《中國的戰歌》中，記錄了章央芬給她做翻譯、陪同她采訪的情況。1950年，史沫特萊在美國病逝。按照她的生前意愿，她的一部分骨灰被送回中國，安葬在八寶山公墓。
戰勝黑熱病
1943年秋，章央芬調到新四軍三師，得以與丈夫吳之理團聚。吳之理是三師衛生部部長，章央芬任三師衛生部醫務主任。剛到三師時，常聽到人們喊師長黃克誠為“黃老頭”。章央芬想，他一定是一位老者。然而，有一次章央芬給黃師長的女兒看病，見到黃師長是一個精力充沛，富有朝氣的40歲左右的人。章央芬感到很奇怪。后來才知道那是因為黃克誠師長治軍有方，辦事老練，加之年齡又大些，才有了這樣一個親切的稱呼。
章央芬到三師不久，就建起了師部醫院。醫院受過正規訓練的醫生只有章央芬和吳之理，還有八九個從院校出來的護士，他們既做護理，又參加診療。人手雖少，但師部醫院卻承擔著為部隊戰士治病和給地方百姓把診問藥的雙重任務。
1943年前后，鹽阜地區流行黑熱病。因為病人肚子里長有一個大硬塊，老百姓稱之為“團子病”或“痞塊病”。得了這種病，如不用特效藥銻制劑及時治療，死亡率高達85％，有的家庭甚至因全家得病而慘遭滅頂之災。
自從三師師部醫院成立后，患黑熱病的老百姓紛紛前來求醫。多數病人都是躺在擔架上被抬進門診室的，他們面色蠟黃，極度貧血，兩只深陷的眼睛里充滿著對生命的渴望。章央芬曾看到一個已經病重的中年男子一抬進病室就哀求醫生：“救救我吧！我上有老母，下有兒女，是家里唯一能干活的人。我若死了，我一家也完了。”當章央芬揭開破棉被，驚呆了：高高隆起的肚子上布滿了淡綠色的皮下擴張靜脈，油光發亮，早就腹水。太晚了，醫生已無能為力。章央芬痛心不已。
染上黑熱病的戰士和老百姓越來越多。師長黃克誠要求衛生部大力防治。章央芬與吳之理等一方面編寫有關黑熱病傳染途經、癥狀診斷、治療預防等科普宣傳材料，分發到連隊，廣泛宣傳，及早發現病情；一方面開辦黑熱病專題輪訓班，對連以上的醫務人員進行短期輪訓。李啟宇化驗師開辦了化驗訓練班，幫助診斷。藥劑師洪振聲和呂家杰開辦了制劑培訓班，培訓制造酒石酸銻鈉注射劑的技術人員。
為了能收治更多的患者，師部醫院在小楊莊借老百姓的房子開辦了黑熱病療養所，增加病床40多張，增設了注射治療室，新建了制劑室。療養所20余名醫務人員每人負責3～5個病人。每天上午，病人集中到治療室靜脈注射酒石酸銻鈉。對不能集中治療的病人，就到老百姓家中觀察治療。章央芬上午在師部醫院診治病人，每天或隔一天就騎馬去小楊莊黑熱病病房和醫生們共同討論和解決治療中的疑難問題，還為正在所內開辦的黑熱病輪訓班講課。在章央芬等醫護人員的努力下，一年多時間內治愈了近千名的黑熱病人。病人治愈后不僅跪謝醫務人員，還高呼共產黨是救命恩人。
1946年后，章央芬先后在新四軍衛生部后方醫院、齊齊哈爾西滿軍區衛生部后方醫院從醫。1949年10月，離開部隊，任沈陽中國醫大婦嬰學院院長，培養了新中國第一批婦兒專科醫生。1954年任上海第二醫學院副院長。1961年調到中國醫科大學（現協和醫科大學），先后任協和醫院副院長、學校副校長，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醫療衛生事業方面的骨干力量和學科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