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震驚了日本國。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隨即出兵中國東北，蘇聯紅軍向駐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起猛烈進攻。白天蘇軍飛機狂轟濫炸，晚上蘇軍坦克大兵壓境，日軍駐東北第一陸軍醫院里亂作一團。那天，院長下令給300多名重傷員血管里注射酒精和空氣，給走不動的家屬及小孩服下毒丸，剩下的2000多名傷員和醫護人員被趕到牡丹江。“跳江！”隨著院長最后一道命令，有人身系石塊，有人抽刀自刎，頃刻間，血染江面，尸體橫陳，波濤洶涌的牡丹江吞噬了一個又一個年輕的生命。我死死抓住一塊捆著行李的木頭，緊閉雙眼，縱身跳進激流，瞬間消失在滔滔江水中……
這段文字摘自伊藤郁子的演講稿《我愛你，中國！》，69年前，她是一個日本女兵，來自大和民族，來自日軍陣營，今年她89歲，住在江蘇省如皋市如城街道，系享受縣處級的離休干部。她已在如城鎮這座古老的小鎮生活了近61個春秋。熟悉她的人都親切地稱她為伊藤，她是二次世界大戰時到中國的傳奇人物，她的故事離奇曲折，催人淚下。近日伊藤郁子接受了筆者的獨家采訪，她冷靜、客觀、真實地講述了那段刻骨銘心、無法篡改的歷史。
伊藤郁子
我才20歲，我不能死！
1925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日本北海道附近巖手縣郊區的一個富有家庭，父親伊藤管治系巖手縣農林局專員，母親伊藤為江是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在兄妹四人中，我排行老三。我從小喜歡游泳，每年暑假大部分時間都泡在海邊，練得一身好水性。1945年春，我正值20歲花季年齡，從日本盛岡市“紅十字”會護士學校畢業。正當我滿懷信心要為人類健康與和平而奮斗時，我和其他79名護士被自己國家發動的侵華戰爭派往中國東北戰場，我被分配在日軍駐中國東北第一陸軍野戰醫院當護士。自從踏上這片被太陽旗蹂躪的土地，望著自己的同胞揮舞著血淋淋的刺刀，聽著中國百姓的凄慘呻吟，我的心總是沉甸甸的，深感遠離家人的痛苦和初上戰場的恐懼。那天縱身投江后，我真愿意那波濤洶涌的激流刷清我心頭的負疚，真愿意那滾滾潮水給我靈魂復蘇的洗禮。
在濤濤江水中，我死死抱住一根木頭隨波逐流。陣陣巨浪劈頭蓋臉打來，我連嗆幾口水后猛然醒悟：我才20歲，我不能死！日軍殺死了那么多中國人，我要將功贖罪，為中國人做事，替日本人還債。激流中，我憑著一身好水性與風浪搏斗數小時后，才死里逃生游到岸邊。我奮力爬上岸，見日軍已逃得無影無蹤，就剃光頭發女扮男裝混進了逃難的人群。兩天后，我被中國抗日戰場上的一支救護隊收留，投入了搶救傷員的行列……
我要參加解放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結束了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此時擺在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返回日本，一是留在中國。身處異國他鄉，我何嘗不思念生我養我的父母？何嘗不懷念櫻花盛開的日本國土？然而，當我眼前浮現日軍揮舉著血淋淋的東洋刀大批屠殺中國百姓的凄慘場面時，我很內疚，覺得日本國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這筆血債是子子孫孫也還不盡的。我又想起中國軍人收留我的場景：每天為我送水送飯送棉衣，常幫我梳頭理發洗衣服，教我學漢語寫漢字……我從內心深處覺得：中國軍隊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我毅然決定留在中國，并寫出書面申請，參加了解放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牡丹江野戰醫院的一名護士。在解放軍這所大學校里，我努力學習，刻苦鉆研業務，很快成為戰地醫院骨干。工作中，我視中國病員為親人，竭盡全力為他們服務。有位截去雙腿的年輕戰士，生活不能自理，我從喂飯喂藥到幫助倒尿倒大便，實行了全方位護理，后來這位戰士在轉移中又負了重傷。臨終前，他將身邊僅有的一只蘋果遞到我手中，此時此刻，我眼窩一熱，淚水簌簌而下……我知道自己收下的不僅僅是一只普通蘋果，分明是一顆滾燙的中國心啊！
在牡丹江野戰醫院期間，我這位瘦弱的日本女子用自己殷紅的O型血挽救了17名中國軍人的生命，我用一腔熱血構筑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解放戰爭后期，我軍高級將領—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周保中來醫院看望傷員時，專門接見了我，他稱贊我是“日本的女中豪杰，好樣的！”
與丈夫在一起
嫁給一個中國兵
1950年初，我25歲，被調至解放軍山西康復醫院工作。我幸運地遇上了一位前來療養的中國軍人宗序定。他比我小1歲，祖籍江蘇如皋丁堰鎮，當時系公安部中央縱隊第一師第三團的一名軍官。我倆一見鐘情，情投意合。結婚前，我曾考驗宗序定：“我是一個日本兵，你怕不怕？”“日本兵有什么可怕的！”宗序定回答道。“你就不怕我跑回日本？”我又問。“你是不會跑的，要跑早就跑了！”宗序定對我充滿了信任。1951年春，和我一起分到解放軍山西康復醫院的6個日本女兵，紛紛提出申請要求回日本定居。她們苦口婆心地勸我一起走。我說：“我不忍心離開善良的中國人，否則，我會后悔一輩子的！”她們相繼離開中國，我則申請加入了中國國籍。同年，我與宗序定喜結良緣，次年生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兒，小家庭其樂融融，笑聲不斷。我們夫妻相親相愛，相互學習，人們稱我們是“天生的一對”。
1954年，宗序定帶著我和女兒轉業回到他的故鄉江蘇如皋，他被分配在縣商業局當業務股長，我被分配在縣人民醫院外科，當了一名護士，從此我在如城鎮這座千年古城扎下了根。那時醫院條件差，環境艱苦，手術室既沒有電又沒有自來水，手術時人手又不足。我埋頭苦干挑大梁，每天起早帶晚挑水、掃地、煮針筒、打麻醉，經常上了早班連中班，上了中班又接夜班，一門心思撲在護理崗位上。“學習白求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時我日記中一句話，道出了我的精神動力。在上世紀中國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我省吃儉用，常掏錢為困難病員買魚買肉改善伙食，曾12次無償獻血搶救農村病員的生命，我則一天比一天消瘦，體重降至30公斤。醫院同事湊錢買來營養品讓我滋補身體，我瞞著同事又將營養品送到病員房間。這一消息很快傳到當時的縣長魏志田耳里，魏縣長拎著紅糖、雞蛋、豬油到醫院看望我，并吩咐院領導“限她一周內吃光，不許轉送他人”。
我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精神，贏得了全院上下的一致好評，院領導號召全院同志“遠學白求恩，近學伊藤郁子！”
逆境相信共產黨
1957年，我的丈夫宗序定曾勸我寫封信回去，了解一下日本的家庭情況，誰知，在“反右”擴大化中，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送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8年。8年間，我不斷寫材料、上訪，為丈夫伸冤。一個寒風刺骨的嚴冬，我穿一件薄薄的棉衣登上了北去的列車，我要去北京討公道，我就不信共產黨沒有個說理的地方。在北京，一位老將軍熱情接待了我，他聽了敘述看了材料后對我說：“你先回去，這事我來解決！”不久，北京打電話通知如皋有關方面負責人：“經查實相關資料，宗序定同志定‘右派’不當，應予以糾正！”一周后，丈夫被釋放回家，看著頭發零亂、胡子拉茬、面色蠟黃的丈夫，我們相視無言，唯有抱頭大哭……此后不久，上級有關部門為我丈夫平了反，并補發了8年的工資。這件事讓我覺得丈夫雖受了委屈，但共產黨講信用，有錯必糾，很偉大！十年浩劫中，造反派闖進醫院要揪斗我這位所謂的“日本特務”。我據理力爭：“我跟隨共產黨幾十年，我相信共產黨！”70多名病員和醫務人員齊刷刷地擋在我的辦公室門前極力阻止。院長說：“伊藤吃過糠，扛過槍，渡過江，是有功之臣，要揪，就揪我好了！”一位頭裹著紗布、雙手拄著拐杖的病員挺身而出：“我是個大老粗，目不識丁，不會講大道理，但我是個黨員，我要講公道話，伊護士是個好人，是他輸血救了我一命！”在場的人與造反派唇槍舌戰，保住了我。我從內心深處發出由衷的感激：“如皋人，了不起！”
回日本探親時外相接見
探親驚動日本國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化。這一年11月，我辦好了回國探親手續，省、市、縣有關領導及如皋縣人民醫院近百名醫務人員為我餞行。歡送會上，有鮮花水果，但沒有歡聲笑語，有的同事暗暗流淚，擔心我這一去就不再回來了……“能定居就定居，不要考慮我和孩子。”丈夫含淚將我送到碼頭。“老宗啊，我們生活了這么多年，難道還要我把心掏出來給你看嗎？我會回來的！”我緊握丈夫的手。“嗚—”秋風正疾，汽笛長鳴。一艘索馬里客貨兩用船從上海駛向日本橫濱港。我坐在艙內望著窗外波濤滾滾的大海，心潮起伏，思緒萬千：27年了，這是我第一次回國，第一次與日本親人重逢……
船剛靠碼頭，我的心快要蹦出胸口。看見了，看見了，我看見了港口上舞動的大幅標語：“歡迎中國歸來的伊藤郁子！”早就等候在此的日本巖手縣、高田市、盛岡市的政府官員及我的親屬、學生時代的同窗好友150多人迎接我的歸來，他們揮舞著大幅標語，送來鮮花彩帶，把我圍得水泄不通。骨肉兄妹抱著一團，滾滾熱淚像斷了線的珍珠灑在甲板上，大哥凝望著我聲淚俱下：“求你了，見到媽媽別哭，媽媽為你快想出病來了！”“不哭，不哭，我不哭！”可我的淚水還是止不住串串流下。84歲高齡的母親摟著我哭得死去活來：“家里條件比中國好，這下回來就好了！”在東京，日本紅十字總會及各級官員為我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在家鄉巖手縣，夾道歡迎的人群排著長龍，人們捧著鮮花和大瓶美酒一直站到我家門前……
我回國探親的消息驚動了日本國，日本東京的幾家報紙均頭版頭條作了報道。作為中日建交后首批回國探親人員，再加上我有過當日本兵的特殊經歷，我的回鄉之行引起了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在東京首相府，大平正芳熱情接見了我，他握著我的手興奮地說：“你辛苦了，做出了很多犧牲！你如果愿意回日本定居，我代表日本政府衷心歡迎你！”我微笑著始終不肯表態。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中國。”整日面對宴席、舞會、花園、洋樓……我慢慢地吃飯不香，睡覺不甜。我思念中國的親人，想念中國熱土上的花生、芋頭、扁豆、蘿卜條……我歸心似箭，再也坐不住了,決定提前回中國，可病榻前年邁的母親拉著我的手苦苦相求：“孩子，媽來日不多了，你回來定居，哪里都不去，天天陪著我！”言語間，老淚縱橫。
“媽，我愛你，我愛日本，但我不會離開中國，那里有我的丈夫和女兒，有我的事業，有數不盡善良的中國人，我不能再制造第二次骨肉分離！”1973年春節前夕，我含淚辭別親人，于除夕之夜回到我日夜眷戀的土地—中國，回到丈夫和女兒身邊。中日建交以后，我5次回日本探親，每次都提前回來。有人不解地問我：“為什么這么做？”我回答：“我的心永遠在中國！”
聲討日軍罪行
再獻余熱作貢獻
春去秋來，斗轉星移。1987年4月，我結束了42年的護士工作，帶著主管護士的職稱和國家衛生部頒發的榮譽證書光榮離休了。我離休后閑不住，在如皋這塊灑滿革命烈士鮮血的熱土上奔波忙碌著。我自辦日語夜校，免費為日語愛好者講課，學生遍及如城附近的10多個鄉鎮；僑胞回鄉探親，我熱情協助接待，樂當“導游”，介紹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日商來了，我主動當翻譯，介紹如皋的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在如皋已建立的數十家日商獨資、中外合資企業中，我傾注了不少心血。在街道居委會，不少人稱我是“義務保育員”、“義務保健員”、“義務收發員”。雙職工家庭孩子無人照顧，我去當“保姆”；鄰里大人小孩生病，我幫助請醫拿藥，并主動擔任護理……我已深深愛上了蘇北這小鎮上的一草一木和這里樸實善良的人民。我家院子里總是充滿了歡聲笑語。左鄰右舍的小孩常圍著我，要我講大海、櫻花、富士山及打仗的故事；老街坊來了，向我吐露心中的不快，和我談油鹽醬醋柴，與我嘮《山海經》。不是親人勝似親人，小鎮上的人們與我已結下不解之緣，春節送饅頭，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餅，過冬送元宵……我用真愛贏得了真情，腳下的這片熱土給了我太多溫暖的記憶。在1997年召開的市政協會議上，我和其他幾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的一份《修補如城天平路，解決病員入院難》的議案很快被采納，政府投資修補了204國道至如皋人民醫院大門前的一條長1500米的馬路，從而解決了病員入院行走難的問題。1998年夏，當我從電視上看到長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時，我將2000元錢和一批衣服寄給了災區人民。1999年10月20日，在南通市政協組織的“順達杯·海天飛鴻”演講比賽中，我的一篇演講稿《我愛你，中國！》榮獲一等獎。2006年6月，我又向市政協提交了一份《清理電子游戲機場所，確保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建議，很快被采納，市警方出動警力，查封關閉了一批向青少年開放的電子游戲機場所……
我愛看《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戰》等中國戰爭題材影片，當我在影片中看到日本軍國主義慘無人道的暴行時常常低下頭，有時還反省自己：我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么？有一年，我看影片《南京大屠殺》時觸景生情，止不住淚流滿面，一會兒用日語說一句“軍國主義”，一會兒用漢語罵一句：“畜牲，這哪能算人！”。坐在我兩旁的觀眾，跟著我暗暗抽泣流涕。
1998年冬，日本“紅十字”會寄給我慰撫金及一張表格，通知我攜帶子女回日本定居，日本政府分給住房，安排專人照應我的晚年生活。我將表格退回，并附言：“我愛生我養我的母親，我愛櫻花爛漫的日本，我更愛社會主義中國！我的心永遠在中國！”
1999年新春佳節，我的老母親已是110歲高齡，她已遺忘了許多事情，可她依然惦念著遠在中國的女兒。我通過越洋電話聲淚俱下：“媽媽呀媽媽，若能學會分身術，我真想把自己分成兩半，一半留在中國，一半陪著您……”
2001年上半年，當我從新聞媒體中得知日本政府美化戰爭，歪曲事實，蓄意修改歷史教科書時，我以“二戰”參與者和目擊者的身份多次致信日本政府要尊重歷史，承認歷史，真心誠意地向中國人民道歉。
2006年12月16日，我因心肌梗塞住進了如皋市人民醫院，院方讓出最好的病房，派出最好的醫生，竭力挽救我的生命，使我轉危為安。2010年以來，我體質逐漸增強，病魔漸漸離我而去。我經常參加社區組織的各項活動，并擔任了多所中小學的校外輔導員。每當少年兒童為我系上紅領巾，圍坐在我身邊，聽我講革命傳統故事時，我那快樂的心情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
2012年，日本掀起“購買”釣魚島事件，嚴重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我與多位日本友人通電話，譴責日本政府的卑鄙無恥行為。
眼下，我四代同堂，其樂融融。晚輩們對我百般孝順，使我盡情地享受“天倫之樂”。
結束采訪時，伊藤郁子慷慨而言：
靖國神社供奉14個日本二戰甲級戰犯，包括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和下令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東條英機。此次安倍一意孤行“拜鬼”，是對二戰戰爭歷史的否定，是對日本作為戰敗國對國際社會所作審判的否定。我是那場戰爭的參與者、目擊者、受害者。希望日本政府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有可能同亞洲鄰國發展“面向未來”的關系。我真誠地向國際社會和日本人民發出強烈呼吁：
要和平，不要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