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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淮南津浦路東地區，第五支隊以半塔為中心，迅速實施戰略展開。同時大力發展抗日武裝，加強統戰工作，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初步打開了路東抗戰的局面。由于津浦路東抗日游擊根據地既鄰近日偽統治中心南京，又處于侵華日軍的戰略支點揚州、蚌埠之間，因而日軍時時想消滅或驅新四軍出路東，從而引發了威震敵膽的羅炳輝“三打來安城”。戰斗分別于1939年9月、1939年11月、1940年5月進行，均以新四軍的勝利而告終，這對開辟淮南津浦路東抗日根據地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發展、鞏固皖東抗日根據地，繼續向東向北發展，中原局決定新四軍第五支隊和新四軍第四支隊第七團和八路軍第五縱隊協同開辟淮寶抗日根據地。1940年8月，八路軍黃克誠部和皖東新四軍張云逸、羅炳輝部會師于淮寶地區，打通了皖東、皖東北、蘇北地區的聯系。
　　為了打通江南新四軍與蘇北八路軍的戰略聯系，1940年1月，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所屬蘇皖支隊北上與第五支隊第八團會師于六合縣竹鎮，從此兩支部隊并肩作戰，主動出擊日軍，在天長與六合交界的橫山和秦欄集一帶，多次迎擊日偽軍，先后斃傷日軍百余人，偽軍400余人，使路東抗日根據地不斷鞏固發展。

　　在反掃蕩反摩擦的斗爭中，1940年3月17日，在劉少奇親自指導下，皖東地區第一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定遠縣抗日民主政府首先成立，縣長魏文伯。接著滁縣、鳳陽、全椒、合肥、和（縣）含（山）、壽縣等縣級抗日民主政府相繼成立。4月，成立了地區性的政權機構，津浦路西抗日根據地初步建成。1940年9月，皖東津浦路西地區共建立了6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以藕塘為中心的路西抗日民主根據地聯成一片。部隊在根據地人民的支援下進一步壯大，到1940年底，除擴建第五支隊和抽調1個團加強江北游擊縱隊以外，還達到1.2萬余人，武器裝備也有改善。

　　1939年12月，日軍從南京及安徽省明光、蚌埠等地抽調2000余人，分三路對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第四支隊駐地安徽省全椒縣周家崗進行大規模掃蕩。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徐海東指揮第七、第九團，采取靈活戰術打擊與驅逐敵人。21日，在玉屏山、復興集地區與敵激戰7小時，使敵遭受重大傷亡。同日，侵占周家崗之敵向復興集前進時，受到新四軍的尾追和伏擊，傷亡慘重。22日，新四軍又對敵展開襲擊和尾追，敵被迫先后退出周家崗等地。此次戰斗，斃傷日偽軍160余人。戰后，徐海東因病休養。這是他指揮的最后一次戰斗。周家崗反掃蕩是新四軍第四支隊挺進皖東抗擊日軍一次較大的戰斗，也是該支隊首次取得對日軍作戰的重大勝利，不僅擴大了政治影響，打開了皖東的抗戰局面，而且使新四軍在皖東站穩了腳跟，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

　　1939年4月25日，為加強對江北部隊的領導，整編江北部隊，組織江北部隊向皖東挺進，新四軍軍長葉挺率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第一支隊原副司令員羅炳輝、新四軍參謀處處長賴傳珠等一批干部，突破日軍長江封鎖線，于5月6日到達安徽省廬江縣東湯池，7日成立江北指揮部，新四軍參謀長張云逸兼任指揮，副指揮徐海東、羅炳輝，參謀長賴傳珠，副參謀長楊梅生，政治部主任由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兼，副主任張勁夫。
　　江北指揮部成立后，即著手對江北部隊進行整編。指揮部下轄第四支隊、第五支隊、江北游擊縱隊。新四軍游擊支隊一度也歸江北指揮部指揮。其中第四支隊由第七、第九團為基礎擴編而成，12月，司令員徐海東到職，政委戴季英，副司令員林維先，參謀長譚希林，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兼（后何偉），副參謀長趙俊。轄第七、第九、第十四團、特務營和教導大隊。第五支隊由原第八團為基礎擴編而成。司令員羅炳輝，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員周駿鳴，參謀長趙啟民，副參謀長馮文華，政治部主任方毅（后張勁夫），副主任林愷（后龍潛）。轄第八、第十、第十五團和教導大隊。江北游擊隊司令員孫仲德，政委黃巖，參謀長桂逢洲，政治部主任桂蓬，轄兩個大隊，共1500余人，歸指揮部指揮。

　　1938年5月19日，徐州淪陷后，日軍開始集結兵力西犯武漢。國民黨軍撤向大別山，皖東敵后空虛，正是新四軍江北部隊向東發展的大好時機。6月，第四支隊在合肥至安慶、合肥至六安等公路上廣泛出擊，破壞日軍運輸，牽制日軍兵力西侵武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正面戰場作戰。
　　1938年10月，應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的請求，第四支隊參謀長林維先率第七團、手槍團，分別討伐駐廬江、無為二城和襄安鎮的保安團隊武裝，殲其2800余人，繳獲槍支1600余件，護送安徽省政府委任的兩名新縣長到任就職。這一系列的戰斗，維護了社會秩序，深得民心，也加強了與國民黨地方政府方面的統戰關系。到1939年4月，新四軍第四支隊各部戰斗在皖中、皖東地區，對日偽軍作戰90余次，共斃傷偽軍600余人，俘400余人，殲滅土匪及反動地方武裝3700余人。
　　新四軍第四支隊進入皖中地區后，積極宣傳全民抗日，發展抗日武裝。1938年8月上旬，支隊決定將中共地方組織領導的游擊武裝，統一整編為第二游擊縱隊，轄兩個大隊，1000余人，歸第四支隊指揮。
　　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第四支隊向皖東敵后發展的指示，加強對第四支隊的領導，1938年11月17日，張云逸奉命率干部數十人和軍特務營兩個連，渡江北上，到達皖中。經與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談判達成協議，新四軍江北部隊到津浦路南段兩側地區活動。12月，將第一大隊加上張云逸從皖南帶來的軍特務營的兩個連，擴編為江北游擊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戴季英。在全椒、巢縣、含山活躍著東北抗日挺進縱隊，下轄3個大隊，一度達到2000余人。在此期間，新四軍第八團由舒城西湯池等地出發，9月越過淮南鐵路，進至肥東、巢北地區，在石塘橋與東北抗日挺進團會合，在柘皋與巢縣抗日游擊大隊會合。1939年2月，第八團在巢縣東山口附近的方老子洼，與前來襲擊的日軍兩個大隊激戰竟日，斃傷日軍150余人。1939年2月，張云逸率支隊戰地服務團和第三游擊縱隊抵達第八團，向該團領導干部進一步闡述了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關于東進的戰略方針。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迅速開辟皖東地區，張云逸直接指揮第八團和第三游擊縱隊的作戰活動。4月，以第八團為基礎，加上警衛營，恢復了挺進團的建制。到1939年4月，新四軍第四支隊由組建時的3100人，發展到轄4個團和1個游擊縱隊、1個教導大隊近1萬人的兵力，展開于皖中和皖東部地區。

　　1938年3月底，新四軍第四支隊由皖西向皖中挺進，同年5月，打響了新四軍進入華中敵后抗擊日軍的第一槍。5月12日，第四支隊第九團一部在安徽省巢縣（今巢湖市）東南蔣家河口設伏。中午，日軍第六師團坂井支隊巢縣守備隊乘船至運漕河（裕溪河）西岸一帶搶掠。新四軍當即進行阻擊，經20多分鐘激戰，擊斃日軍20余人，新四軍無一傷亡。此次戰斗迫使進攻廬州（今合肥市）的日軍坂井支隊調回一個大隊。蔣家河口戰斗，是新四軍開赴敵后打擊日軍侵略者的第一個勝仗，鼓舞了大江南北抗日軍民的斗志。

　　“挺縱”北上的同時，新四軍積極向蘇南東路地區開辟和發展。蘇南東路地區是指京滬鐵路錫滬段以北、錫澄公路以東和原蘇（州）嘉（興）鐵路以東的廣大地區，包括當時吳縣、常熟、太倉、吳江、昆山、沙州全境和無錫、江陰大部分以及上海郊縣。1938年10月，陳毅宣布將梅光迪、朱松壽、承壽根三支地方武裝合編，授予“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的番號（簡稱“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為司令員，何克希為副司令員，呂平為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連，隸屬新四軍第一支隊建制。
　　隨后，新四軍部署第六團向東路地區發展，其任務是沖破國民黨的限制，發展部隊，籌集經費給養，武裝自己，獨立自主地擴大抗日力量，同時相機創造抗日根據地。1939年5月，葉飛率第六團從茅山地區出發東進，在武進南部戴溪橋與“江抗”三路會合。為防止國民黨第三戰區借口阻止東進行動，部隊使用江南抗日義勇軍的番號，并成立總指揮部，梅光迪任總指揮，葉飛、何克希、吳焜任副總指揮。第六團對外稱“江抗”二路。5月中旬，吳焜率“江抗”主力一部抵達陽澄湖地區，在黃土塘與下鄉掃蕩的日軍遭遇，激戰兩小時，斃傷日軍十余人，東進首戰告捷。
　　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6月24日，“江抗”二路在中共地方組織的配合下，夜襲滸墅關火車站，致使鐵路交通一度中斷。6月底，“江抗”總指揮部根據陳毅電示，決定深入蘇州、常熟以東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新的抗日陣地。“江抗”二路一部和三路及部分地方武裝繼續東進，開辟昆嘉青地區。7月，在顧復生部配合下，打到了虹橋機場。7月底，葉飛在朱家花園與中共青浦工委和顧復生部舉行會議，決定大力發展抗日武裝，不斷擴大游擊根據地，使青浦抗日基地與嘉定連成一片。此后，“江抗”主力即回師蘇州、常熟地區，“江抗”三路繼續留在青浦、嘉定地區活動。至8月底，“江抗”已由東進出發的1000余人發展到5000余人，武器裝備也大大加強。
　　“江抗”東進的勝利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嫉恨和恐慌。“忠救軍”集結上萬兵力進攻“江抗”，“江抗”被迫實行自衛反擊。戰斗中，“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負重傷，副總指揮吳焜不幸犧牲。10月初，陳毅親自抵澄西西石橋“江抗”駐地召開軍事會議。10月26日，“江抗”奉命轉移揚中，月底和管文蔚部合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不久大部渡江北上，執行中央賦予新四軍發展蘇北的戰略任務。“江抗”主力西撤后，陳毅派“江抗”第二團政治處主任楊浩廬等返回東路地區，傳達關于“重建武裝，堅持東路斗爭”的指示。1939年11月，由留在常熟陽澄湖地區的30多名傷病員組成了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史稱新“江抗”。司令員是正在養病的原“江抗”第五路參謀長夏光，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楊浩廬。京劇《沙家浜》反映的就是這一時期新四軍新“江抗”的斗爭故事。1940年3月，新四軍軍部派第三支隊副司令譚震林（化名林俊）率溫玉成等一批干部到達蘇南東路地區，將堅持斗爭的新“江抗”改編為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后整編“江抗”與“民抗”，控制了蘇常太、澄錫虞和青昆嘉一些游擊基點，控制地區人口約200萬。

　　蘇南淪陷后，長江以南、滬寧鐵路以北、錫澄公路以西地區，包括揚中全部、丹陽、丹徒、武進、江陰、無錫等縣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一些進步青年、愛國人土和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紛紛組織抗日游擊武裝，其中建立最早、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是管文蔚領導的丹陽抗日自衛總團。1938年7月，應管文蔚的請求，陳毅派第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劉炎到總團視察，并授予管部“丹陽游擊縱隊”番號。為了切實加強丹陽游擊縱隊的建設，1938年9月，陳毅派劉炎帶領郭猛、張震東等20余名團、營級干部到管部工作，并宣布將丹陽游擊縱隊整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對外稱江南抗日義勇軍挺進縱隊，簡稱“挺縱”），管文蔚為司令員，郭猛為政治部主任，張震東為參謀長。挺進縱隊原直轄的三個大隊擴編為三個相當于團建制的支隊。10月，新四軍軍部和第一支隊的賀敏學、龍樹林、吉洛、魏天祿、陳時夫、鮑志椿等十余名軍政干部陸續到達“挺縱”。同時，“挺縱”分批抽調干部前往軍部和第一支隊培訓。1939年4月，“挺縱”進駐揚中，打通了蘇南與蘇北之間一條便捷的通道。此前，“挺縱”已控制了長江邊的大港、大路和運河的重要渡口新豐鎮。這就為新四軍渡江北上架起了一塊理想的跳板。

　　1938年5月，新四軍第一支隊從巖寺出發，進入京杭國道以東的茅山腹地，以營為單位展開于鎮江、丹陽、金壇等縣。新四軍第二支隊也于6月中旬從皖南出發東進，相繼展開于京蕪鐵路以東、京杭國道以西的江寧、當涂、溧水、高淳、蕪湖、宣城諸縣邊境地區。軍部指示，進入蘇南敵后的新四軍第一、第二支隊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以分散對敵之集中，以伏擊、襲擊、近戰、夜戰等游擊戰術，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迅速打開敵后抗戰局面。1938年8月12日，第二團夜襲句容縣城，殲日軍40余人，偽維持會人員60余人，這是新四軍進入江南敵后以來首次集中一個團的兵力作戰，也是首次進攻日軍占領的縣城，給日軍一次沉重的打擊，極大地鼓舞了敵后人民的抗日熱情。新四軍第一、第二支隊在到達蘇南敵后的頭兩個月里，共取得了大小百余次戰斗的勝利，兵力直逼南京城郊機場、麒麟門和雨花臺。日軍在不斷受到新四軍的打擊后，逐步調整兵力部署，然后采取分進合擊、多路圍攻的戰術掃蕩。新四軍在蘇南敵后共粉碎日軍大、小掃蕩20多次，主動出擊日偽據點10余次，大部獲得成功。經過半年的斗爭，新四軍收復了部分農村，安定了人心，逐步把敵人占領控制的地區變成為新四軍控制的地區，先后在鎮丹、金句、江句、句北、橫山、小丹陽、江溧句和宣城、高淳邊境等地區建立起了十多塊游擊基地，擁有人口近40萬，為建立茅山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1939年，日軍在蘇南實行更加頻繁、殘酷的掃蕩，蘇南敵后抗日游擊戰爭進入了更加激烈的階段。1月21日，粟裕率第三團長途奔襲蕪湖近郊的官陡門據點。4月10日，日偽軍1300余人分三路掃蕩宣城縣貍頭橋地區，第三、第四團各一部奮起反擊，挫敗了日偽軍的掃蕩。此外，1月至4月新四軍還進行了水陽、橫山、陶吳、朱門、小丹陽、橫溪等一系列戰斗，大部獲勝。新四軍為了牽制敵人，繼續選擇時機打擊日偽軍。11月8日，新六團和第二團在丹陽獨立支隊及孔慶哲、樊玉琳、巫恒通部等地方武裝配合下，進行了賀甲戰斗，激戰近30個小時，消滅日軍168名，俘日軍3名，被江南人民廣為傳頌，稱之為“延陵大捷”。